1996年的冬夜，北方的寒风裹着雪粒子，砸在县医院住院部的玻璃窗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有人在用指甲反复刮擦。
我妈李秀兰裹着洗得发硬的军绿色棉袄，趴在护士站的办公桌上打盹，笔尖还夹在病历本里，纸上洇开一小片墨渍——那是她值夜班的第三个小时，前半夜刚抢救完一个心梗病人，眼皮重得像坠了铅，连呼吸都带着疲惫的沉滞。
那年我妈28岁，在县医院内科当护士满五年，见过喝农药的农妇、突发脑溢血的壮汉，也送走过不少老人，却从没遇见过让她记了二十多年的“怪事”。
内科病房在住院部二楼，一共十二张床，那晚住了八个病人，大多是慢性病号，后半夜都睡得很沉，只有监护仪的“滴滴”声，在寂静的走廊里有气无力地回荡。
“护士，护士。”
模糊的呼唤声像根细针，刺破了我妈混沌的睡意。她勉强掀开一条眼缝，看见一个身影站在护士站门口，逆光的轮廓有些佝偻，身上穿的蓝白条纹病号服洗得发白，衣角还沾着点污渍。
是3床的张大爷，一个患肺心病的老人，住了快半个月，平时话不多，总是坐在床边望着窗外，脚边总放着一双旧布鞋。
“张大爷，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了？”我妈揉了揉眼睛，想站起身，却觉得浑身发软，像是被什么东西捆住了似的，膝盖发沉，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她心里纳闷，刚才抢救病人时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么累？
张大爷没回答，只是慢慢往前挪了两步，他的脚步很轻，落地时几乎没声音，像是飘过来的。我妈这才看清他的脸——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没有一点血色，眼睛却亮得吓人，不是老人该有的浑浊，而是透着股冷光，直直地盯着她。他的手垂在身侧，指关节泛着青白色，像是冻僵了。
“我要出去买鞋。”张大爷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带着股说不出的寒意，“我的鞋坏了，得去买双新的。”
我妈愣了一下，低头看向张大爷的脚——他居然光着脚，脚踝处的皮肤皱巴巴的，沾着点灰尘，脚趾冻得通红，像是刚从冰水里捞出来。
“大爷，这么晚了，商店都关门了，您先回病房，明天让您儿子去买行不行？”她急忙劝道，心里却莫名地发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张大爷的儿子昨天刚来过，给老人带了双新棉鞋，就放在床头柜上，怎么会说鞋坏了？
“不行，现在就得去。”张大爷的语气依旧平淡，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执拗，“我得去买双黑布面的，跟我老伴当年给我做的一样。”他说着，慢慢转过身，朝着走廊尽头的楼梯口走去。
我妈想喊住他，却发现自己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张大爷的背影。他走得很慢，却很稳，赤脚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没有留下一点脚印，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在昏暗的灯光下，像一面飘动的白旗。
走廊里的感应灯不知什么时候灭了，只有楼梯口那盏应急灯亮着微弱的绿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最后缩成一个小点，消失在楼梯口。
几乎就在张大爷消失的瞬间，“嘀——嘀——嘀——”刺耳的呼叫铃突然在护士站炸开，红灯疯狂闪烁，显示的是3床的呼叫。
我妈浑身一激灵，刚才的疲惫像是被瞬间抽走，猛地站起身，连病历本掉在地上都没顾上捡，抓起桌上的手电筒就往3床跑。
“3床怎么了？”值班医生王大夫和另外两个护士也被惊醒，跟着往病房跑。我妈推开门，一股寒意扑面而来，病房里的窗户居然开着一条缝，寒风灌进来，吹得白色的窗帘飘起来，像是有人站在那里。
3床的被子掀开着，张大爷躺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比刚才更白了，嘴唇发紫，胸口没有一点起伏。他的脚依旧光着，脚踝处沾着的灰尘还在，可刚才明明看见他走到了楼梯口，怎么会突然躺在病床上？
“快，测血压！上心电监护！”王大夫大喊一声，伸手去摸张大爷的颈动脉。我妈赶紧拿血压计，手指却抖得厉害，袖带缠了好几次才缠好。血压计的汞柱慢慢下降，最后停在60/40mmHg，心率监护仪上的绿色波形变成了一条直线，发出刺耳的长鸣。
“不行了，准备抢救！”王大夫的声音带着一丝沉重，拿起除颤仪。我妈和护士们忙着胸外按压、注射肾上腺素，可张大爷的身体已经凉了，按压的时候，能感觉到他的肋骨在手下轻轻塌陷，没有一点弹性。
抢救持续了二十分钟，王大夫最后摇了摇头，关掉了监护仪：“通知家属吧，已经不行了。”我妈站在床边，看着张大爷的脸，突然想起刚才他说的话——“我要出去买鞋”“买双黑布面的，跟我老伴当年给我做的一样”。
她下意识地看向床头柜，那双新棉鞋还好好地放在那里，鞋盒没打开，上面贴着一张便签，是张大爷儿子写的：“爸，新鞋给您放这了，明天帮您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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