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根被剪断的电源线，像一条僵死的黑蛇，蜷缩在崭新的电视机旁，李桂兰老太太就站在窑洞中央，瘦小的身体颤抖着。
她看着儿媳赵春梅扬长而去的背影，那背影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嚣张和刻入骨髓的冷漠。
几个小时前，这台电视机还是她灰暗生活中唯一的光亮。
孙子孙建军刚给她装上，屏幕里咿咿呀呀的戏曲声驱散了窑洞积年的死寂。
可现在，光亮没了，声音没了，连同她最后一点微薄的念想，也被那把冰冷的剪刀绞得粉碎。
几十年的忍气吞声，像一锅被烧开的滚油，在她胸腔里翻腾、炸裂。
这个瘦小的、身高仅一米五的老太太，第一次感觉到某种东西断了，不是那根电线，而是维系她与这个不公人间最后的、脆弱的纽带。
当天夜里，村庄沉入睡眠。
李桂兰的窑洞里，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被点亮。
她颤巍巍地打开那个老旧掉漆的木箱子，从最底层，取出了一套早已备好的寿衣。
藏青色的料子，绣着稀疏的暗纹，这是农村老人到了年纪都会为自己准备的“老衣”。
她缓慢而仔细地穿上 布料摩擦着干燥皮肤的窸窣声。
她没有丝毫犹豫，拿起一捆平时用来捆柴火的粗麻绳，走出了窑洞。
夜凉如水，月光勉强勾勒出土墙和院落的轮廓。她矮小的身影在黑暗中移动，脚步异常坚定，朝着儿子孙福海和儿媳赵春梅家走去。
那扇紧闭的、象征着拒绝和冷漠的朱红色铁门，此刻在月光下泛着幽冷的光。
门楣上方有一根伸出的、用来悬挂玉米辣椒的横木，结实，足够承重。
李桂兰站在门下，仰头看了看。
她的一生，似乎都在这种仰视中度过，仰视着儿子的懦弱，仰视着儿媳的跋扈，仰视着生活的艰难。
但这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了乞求，只剩下一种令人心悸的平静和决绝。
她用力将绳索抛过横木，熟练地打好结，然后将脖子套了进去。
冰凉的绳圈贴着寿衣的领口，她最后看了一眼那扇门，双脚猛地蹬开了垫脚的土块。
矮小的身体骤然悬空，细微的骨裂声被风声掩盖。
她穿着整齐的寿衣，双手在最后一刻因生理反应死死攥紧了胸前的绳索，指甲深陷进掌心。
悬吊的身体轻轻晃动着，像一片终于不堪重负、从枝头坠落的枯叶。
第二天，天色未亮，起早赶着去地里锄草的村民发现了挂在孙家门口的李桂兰。
消息像带着瘟疫的风，瞬间席卷了整个村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围在那扇朱红色的大门前，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脸上交织着恐惧、同情和某种看客的兴奋。
孙建军是被人从学校叫回来的，他拨开人群，看到那一幕时，浑身的血液都冻住了。
奶奶穿着她那身板正得诡异的藏青色寿衣，矮小的身体悬在半空，因为一夜的悬吊，显得比生前更瘦小。
她的脸色是骇人的青紫色，双眼圆睁，眼球可怕地向外凸出，几乎要脱离眼眶，里面凝固着无尽的怨毒与绝望。
那双枯柴般的手，依然死死抓着勒紧脖子的绳索，仿佛在诉说着最后时刻的挣扎与不甘。
“奶奶！”孙建军发出一声哀嚎，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巨大的悲痛过后，是滔天的怒火。
他猛地起身，猩红着眼睛冲进家门，找到了躲在屋里、脸色惨白的母亲赵春梅。
“是你！是你逼死了奶奶！”孙建军的吼声几乎掀翻了屋顶，“你剪了电线！你连最后一点活路都不给她！！”
赵春梅被儿子的样子吓住了，色厉内荏地尖声反驳：“你胡说什么！她自己想不开寻短见，关我什么事！谁知道她发什么疯。”
“你闭嘴！”孙建军额头青筋暴跳，拳头攥得咯咯作响，最终却颓然松开。他指着门外，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颤抖，“你看看！赵春梅你出去看看！你晚上睡得着吗？！”
从此，孙建军再未与赵春梅说过一句话。无论她如何哭闹、咒骂，他都当她是空气。
母子之情，在那具悬挂的尸体前，彻底断裂。
丧事办得仓促而压抑。
按照规矩，灵棚就搭在孙家院子里。
赵春梅心里也开始发毛，硬着头皮进去给长明灯添油、叠纸钱。
然而，诡异的事情开始发生。
那长明灯的火焰，别人看着都好好的，只要赵春梅一靠近，要么就无风自动，剧烈摇曳几下骤然熄灭，要么就干脆点不着。
试了几次都是如此，点灯用的火柴梗撒了一地。
轮到孙建军或者孙福海去点，却又恢复正常。
烧纸钱时更是邪门，赵春梅刚把黄纸放进火盆，明明没有风，那火苗却“噗”一声就灭了，只留下一股呛人的青烟。
或者突然不知从哪里卷起一阵阴风，吹得纸灰漫天飞舞，扑她满头满脸。
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巧合，但次次如此，赵春梅的脸彻底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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