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里加急的快马，带着北疆的风尘和那个足以搅动整个帝国中枢的消息，如同一声猝不及防的惊雷，狠狠劈在了北京城的上空。
“太上皇銮驾已离瓦剌，不日将抵京师！”
消息首先传入通政司，当值的官员看到塘报上那简短的、却重若千钧的一行字时，手一抖，险些将文书掉落在地。他不敢有丝毫耽搁，几乎是连滚爬跑地将其送入司礼监。
司礼监掌印太监兴安，这位景泰帝朱祁钰最倚重的心腹，在接到塘报的瞬间，那双平日里总是半眯着的眼睛里，骤然闪过一丝精光，随即又迅速恢复了古井无波的平静。但他微微加快的呼吸和瞬间绷紧的指节，暴露了他内心的波澜。
他没有立刻去见皇帝，而是先将自己关在值房内，对着那份塘报沉思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他需要时间消化这个消息，更需要时间盘算，如何将这枚突如其来的棋子，下到对皇帝、对他自己最有利的位置上。
然后，他整理衣冠，面色沉凝地前往乾清宫。
乾清宫内，朱祁钰正在批阅一份关于漕运的奏章。当兴安用那特有的、不带感情却又字字清晰的嗓音，将塘报内容缓缓读出时，朱祁钰握着朱笔的手，猛地一僵。
一滴饱满的朱砂，从笔尖滴落，在奏章上晕开一团刺目的红，如同心头溅出的血。
他缓缓抬起头，脸上看不出喜怒，但那双眼睛深处，却翻涌着极其复杂的情绪——有早已预料的了然，有不愿面对的厌烦，有一丝隐秘的放松（毕竟人还活着，堵住了天下悠悠众口），但更多的，是一种被触犯领地的、尖锐的警惕和冰冷的算计。
“终于……要回来了。”朱祁钰的声音平淡得可怕，他放下朱笔，目光扫过窗外阴沉的天色，“杨善和郭登，做得不错。”
“皇爷，”兴安上前一步，低声道，“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即刻召集群臣，商议迎驾……及安置事宜？”他刻意在“安置”二字上略作停顿。
朱祁钰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在殿内缓缓踱步。龙袍的下摆拂过光洁的金砖，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在这寂静的殿内显得格外清晰。
“召集群臣？”朱祁钰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是该商议商议了。朕倒要看看，有哪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给朕的‘皇兄’接风洗尘了。”
他的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和寒意。
顷刻之间，急促的景阳钟声敲响，传遍了整个紫禁城，也惊动了北京城内的所有衙署。
平台之上，文武百官迅速汇聚。与往常不同，今日的平台，弥漫着一种极其诡异和紧张的气氛。每个人脸上都写着震惊、揣测和不安。交头接耳者甚众，声音虽低，却汇成一片嗡嗡的杂音。
当朱祁钰在御座上坐定，目光扫过下方群臣时，平台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皇帝身上，等待着他的旨意。
朱祁钰没有绕圈子，直接让兴安宣读了来自大同的塘报。
尽管不少人早已风闻，但消息被正式证实，依旧在朝堂上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老臣如胡濙，顿时老泪纵横，出列跪倒在地，声音哽咽：“苍天有眼！上皇得以南归，此乃国家之幸，臣民之福！老臣恳请陛下，以最高礼仪迎还上皇，告慰太庙，安天下之心！”
他这一带头，立刻有不少科道言官和勋贵旧臣纷纷出列附和，言辞恳切，力主应以隆重礼仪迎接太上皇，恢复其应有尊荣。
然而，另一派的声音也立刻响起。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率先出列反驳，语气激昂：“胡部堂此言差矣！上皇北狩，乃国家之大不幸！如今得以归来，全赖陛下励精图治、于尚书力挽狂澜！岂可因一人之归，而废国家法度，乱朝廷纲常？况上皇……如今情况未明，若礼仪过盛，恐非上皇本意，亦非国家之福！”他隐晦地指向了那封“疯信”和杨善传回的最新“疯语”报告。
兵部尚书于谦眉头紧锁，他出列的声音沉稳而有力：“陛下，臣以为，当务之急，非在礼仪虚文，而在稳妥安置。上皇久陷虏廷，身心俱疲，亟需静养。迎归之礼，当以庄重肃穆为宜，彰显天家气度即可，过度铺陈，徒耗国力，亦恐惊扰上皇圣体。至于安置之所，务必清静安全，便于将息，远离喧嚣，方是体恤之道。”
于谦的话，务实而持重，将焦点从争议巨大的“礼仪”问题，转移到了更实际的“安置”上，既避免了直接卷入“忠奸”之争，也表达了对太上皇处境的实际关心，同时隐含了“控制影响”的意图。
两派意见截然相反，立刻在平台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主张隆重迎接的一方，打着“正统”、“仁孝”的旗号，占据道德高地；主张低调处理的一方，则强调“现实”、“稳定”，手握“疯癫”疑云作为武器。双方引经据典，争吵不休，平台之上唾沫横飞，乱成一团。
龙椅上，朱祁钰冷眼看着下方的争吵，心中已然明了。胡濙等人代表的是传统的士大夫观念和潜在的“英宗旧党”情绪；而王文、于谦等人，则更多地是从现实政治和新朝稳定的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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