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一年（1909年）的韶山冲，春末的阳光已带着灼人的热度，晒得田埂上的泥土裂开细细的纹路。9岁的陈幽蹲在自家田垄边，看着佃户张大叔佝偻着身子，把最后一捆秧苗插进田里。
张大叔的汗衫早已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露出嶙峋的脊梁骨，每插下一株秧苗，他的腰就往下弯一分，仿佛下一秒就要栽倒在田里。
“张大叔，歇会儿吧，喝口水。”陈幽递过一个粗瓷碗，里面盛着刚晾好的井水。
张大叔接过碗，猛灌了几口，抹了把脸上的汗，笑着说：“谢小少爷，不歇了，趁天好把秧插完，免得过几天下雨误了农时。”
他的笑容里带着几分讨好，眼神却不自觉地瞟向远处陈家大院的方向——那里是韶山冲最气派的宅院，青瓦白墙，高墙深院，与佃户们低矮破败的茅草屋形成鲜明对比。
陈幽看着张大叔碗里剩下的小半碗水，又看了看自家院子里每天倒掉的剩菜剩饭——母亲每餐都要摆上八菜一汤，吃不完的就直接倒进泔水桶，有时甚至连筷子都没动过。
那些饭菜，足够张大叔家五口人吃上两三天，可父亲却说“穷富自有天命，佃户就该过苦日子”。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盘桓了很久。
自从去年开始跟着私塾先生读书，他就常常琢磨“公平”二字。先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眼前的景象却是：父亲坐在凉棚下喝茶纳凉，佃户们在田里顶着烈日劳作；家里的粮仓堆得满满的，佃户们却常常吃不饱饭；母亲的首饰盒里珠光宝气，张大叔的孩子连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
这就是父亲口中的“天命”吗？陈幽心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真正让他看清世道不公的，是那年夏天的旱灾。
入夏后，韶山冲接连一个月没下过一滴雨。
田里的禾苗先是枯黄，接着就成片成片地枯死，土地干裂得能塞进拳头。乡邻们急得团团转，每天扛着锄头去田里浇水，可井里的水早就见了底，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绝收。
一天傍晚，陈幽跟着父亲去田埂上查看灾情。
远远地，就看到几个佃户蹲在田边哭——他们的田里只剩下光秃秃的禾杆，今年的收成彻底没了指望。
看到陈父过来，佃户们赶紧站起来，脸上满是哀求：“陈老爷，今年旱成这样，我们颗粒无收，您看租税能不能减免点？不然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
陈父背着手，脸色阴沉，冷冷地说：“租税是祖上定的规矩，哪能说减免就减免？我家也要开销，家丁、长工、私塾先生，哪样不要钱？你们活不下去，我就能活下去？”
佃户们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可我们真的没粮食了，再交租税，全家都要饿死了！”
“饿死也是你们的命！”陈父不耐烦地挥挥手，“别在这儿哭哭啼啼的，要么交租，要么就把土地卖给我，我给你们点活命钱，省得你们饿死在我眼前，晦气！”
陈幽愣住了——他没想到，父亲不仅不减免租税，反而要趁机低价收购佃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佃户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根本，卖了土地，他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爹！”陈幽忍不住开口，“他们都快饿死了，您怎么还要买他们的地？应该减免租税，帮他们度过难关才对！”
陈父猛地回头，眼神严厉地盯着他：“你懂什么？这是做生意，弱肉强食，天经地义！我不买，自然有人买，到时候他们照样没地种，还拿不到钱！我给他们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可这不是仁至义尽，这是趁火打劫！”陈幽梗着脖子，第一次敢跟父亲顶嘴，“先生说，做人要讲良心，要体恤百姓。您这样做，对得起祖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反了你了！”陈父气得脸色发白，扬手就给了陈幽一个耳光，“我怎么教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儿子的敢跟老子顶嘴？还敢教训我？看来是私塾先生把你教坏了！”
那一巴掌打得陈幽脸颊火辣辣地疼，眼泪差点掉下来，可他还是倔强地看着父亲：“我没错！是您做得不对！佃户们那么苦，您却一点都不同情，还要占他们的便宜，这就是世道不公！”
“好一个世道不公！”
陈父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祠堂的方向，“给我滚去祠堂罚跪！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认错，不然就别出来！”
陈幽咬着牙，没再说一句话，转身走向祠堂。祠堂里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香烛和灰尘的味道。
他跪在冰冷的青石板上，面前是陈家历代祖宗的牌位，牌位上的字迹模糊不清，却仿佛带着审视的目光，盯着他这个“不孝子”。
膝盖很快就传来刺骨的寒意，脸颊的疼痛还在蔓延，可陈幽的心里，却翻涌着比疼痛更强烈的情绪——是愤怒，是不甘，是对眼前这个世道的质疑。
他想起张大叔家的小儿子，去年冬天生了病，没钱买药，只能在家里硬扛，最后差点没挺过来；想起隔壁的李奶奶，丈夫早死，儿子去城里做工没了音讯，她一个人守着半亩薄田，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干活，却还是填不饱肚子；想起父亲每次去城里，都要坐轿子，前呼后拥，而佃户们去城里卖粮，只能挑着担子走几十里路，还要被税吏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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