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碾过巴黎郊外的碎石路时，陈默正用手指摩挲着西装内袋里那张泛白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党员证。
烫金的镰刀锤头在颠簸中硌着掌心，像一颗滚烫的火种，与车窗外深秋的寒意形成鲜明对比。
“坐稳些，前面就到拉雪兹神父公墓了。”
开车的华侨刘先生放缓车速，从后视镜里看了眼后排的几个年轻人。
他穿着熨帖的羊毛大衣，袖口别着枚银质袖扣，说话时带着广东腔的法语，“这车子是我托商会的朋友借的，在巴黎能开上这‘雷诺’，也算给各位同志撑场面了。”
苏木凑到车窗边，指尖按在冰凉的玻璃上。透过薄雾，公墓高大的哥特式大门渐渐清晰，黑色铸铁围栏上缠绕着枯萎的常春藤，像一道道凝固的黑色藤蔓。
他转头看向身边的陈默，眼里满是按捺不住的激动：“听说公社墙就在里面？当年社员们最后抵抗的地方？”
带队的老郑拍了拍两人的肩膀，这位在法国旅居多年的老党员，眼角刻着岁月的纹路，声音却格外沉稳：“一会儿别喧哗，咱们是来认祖归宗的——不是认血脉的祖宗，是认革命的祖宗。”
他顿了顿，从帆布包里掏出几束白色石竹花，分给几个年轻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夺权，这些先烈，是咱们所有共产党人的前辈。”
汽车缓缓驶入公墓，车轮压过落叶发出细碎的声响。
道路两旁的墓碑高低错落，有的刻着精致的浮雕，有的只是简单的木牌，在萧瑟的秋风中静默矗立。
刘先生把车停在一处开阔的草坪边，指着不远处一道斑驳的石墙：“那就是公社墙了，1871年5月28日，最后147名公社社员就是在这里牺牲的。”
陈默跟着老郑走在最前面，脚步不自觉地放轻。
越靠近石墙，空气中仿佛越弥漫着一种肃穆的气息。那道墙不高，墙面布满了弹孔，有的地方已经风化剥落，却比任何宏伟的纪念碑都更让人震撼。
墙下摆满了鲜花，有新鲜的雏菊，也有干枯的花束，花瓣被风吹得微微颤动。
“来，把花放下。”
老郑率先弯腰，将石竹花轻轻放在墙根，然后站直身体，缓缓举起右手，掌心朝前，指尖并拢——这是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敬礼姿势。
陈默和苏木等人立刻跟上，六只年轻的手掌在秋风中定格，像一片向上生长的新芽。
“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老郑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带着一种穿越时空的厚重，“可仅仅过了72天，公社就被资产阶级镇压了。社员们被赶到这里，刽子手的枪口对准他们的后背，他们高喊着‘公社万岁’倒下，鲜血把这道墙染成了红色。”
陈默的眼眶有些发热。他想起在国内时，读过陈教授翻译的《法兰西内战》，那时只觉得文字激昂，此刻站在这道弹痕累累的墙前，才真正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肺的悲壮。
苏木蹲在墙根，手指轻轻拂过墙上的弹孔，像是在触摸那些冰冷的枪口曾经留下的温度。
“郑大哥，”一个叫林阿妹的女同志声音有些哽咽，“他们明明知道会失败，为什么还要反抗？”
老郑转过身，看着几个年轻人通红的眼睛，语气里带着一丝欣慰：“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天，无产阶级会站起来。
就像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他们倒下了，但火种留了下来，传到了咱们手里。”
离开拉雪兹神父公墓时，太阳已经升到了半空。
刘先生发动汽车，沿着塞纳河向市区驶去。车窗外的风景渐渐热闹起来，街边的咖啡馆坐满了人，报童抱着报纸奔跑，有轨电车叮当作响，一派繁华景象。
可陈默知道，在这繁华之下，藏着和国内一样的阶级压迫——工厂里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街头的流浪者蜷缩在墙角，连一块面包都买不起。
“前面是圣安东尼区，当年公社起义的发源地。”
老郑指着窗外一片低矮的建筑，“1871年3月，就是这里的工人率先拿起武器，占领了市政厅。”汽车缓缓驶过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的房屋墙壁上还能看到模糊的标语痕迹，虽然已经被岁月冲刷得褪色，却依然能辨认出“打倒资产阶级”“公社万岁”的字样。
苏木拿出笔记本，飞快地记录着，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他想起自己在国内时，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军阀通缉，不得不辗转来到法国。原以为欧洲是天堂，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同样是资本家的天下。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给无产阶级指明方向。
接下来他们又陆续祭拜了蒙马特尔高地、贝尔维尔区等多处公社革命遗址。每到一处，老郑都会详细讲述当年的战斗经过，从工人如何组建国民自卫军，到公社如何实行民主选举，再到最后的巷战，一幕幕历史仿佛就在眼前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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