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的广州，国民党秘密情报组院落的休息室里，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影。
陈默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军便服袖口的暗扣，目光落在墙上“忠孝仁爱”的匾额上，心里却在复盘方才接收的密电。
戴笠的召见迟迟未到，休息室里只零散坐着几个等候的人，有的低头擦拭佩枪，有的对着玻璃窗整理领章，空气里满是压抑的肃穆。
他趁机翻看着报告，目光却不自觉地落在门口，脑子里反复回响着组织传来的消息：“近期有同志以文职身份加入情报组，代号‘夜莺’，姓名苏晴，与你单线联系。”
苏晴——这个名字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他心里漾开层层涟漪。陈默起身想去倒杯热水，刚转身，就见走廊尽头走来一道身影。
一个穿着浅灰色旗袍的女子走了进来，陈默才猛地愣住。
女子约莫20岁，梳着齐耳短发，发梢别着一枚小巧的珍珠发卡，脸上未施粉黛，却难掩秀丽的眉眼。
她手里抱着个深棕色的牛皮文件夹，身姿挺拔，步伐轻盈。
走到休息室门口时，微微侧身对守卫点头致意，露出的侧脸线条清丽，下颌线比记忆里更显利落，唯有那双眼睛，依旧亮得像淬了光。一晃几年过去，小姑娘已经长这么大了，褪去了儿时的稚气，眉眼间多了几分端庄沉稳，若不是那枚珍珠发卡——他记得苏木说过，这是苏晴母亲留下的遗物，她一直戴在身上——他几乎就认不出来了。
“苏晴？”这两个字几乎要从陈默喉咙里跳出来，他猛地攥紧了手心，指节泛白。视线落在女子胸前别着的临时出入证上，“应聘文职——苏晴”几个字清晰刺眼。
是她。
是在民国十年苏州的苏府里，梳着麻花辫、捧着进步刊物说“要帮组织传消息”的小丫头；是乌镇水巷边，抱着他流血的胳膊哭得眼圈通红，说“等你们回来我能帮更多忙”的晴丫头；是上海码头，把攒的零花钱塞给他，眼里闪着光说“我会好好传消息”的苏晴。
陈默的呼吸骤然变沉，耳边仿佛又响起苏州老宅里玉兰花瓣落在青石板上的轻响，想起她踮着脚读《新青年》时认真的模样，想起乌镇桥头她被恶霸围住时的哭喊声，还有自己胳膊上那道渗血的伤口——当时她指尖碰上来的温度，竟清晰得像是昨天。
他下意识想往前走，脚刚抬起来，又硬生生顿住。
军统局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戴笠的地盘，是特务密布、眼线如织的修罗场。他现在是陈默，是刚从德国军事学院留学回来、被戴笠视作“新锐力量”的秘密情报组干事，不是当年那个背着青布包袱、带着一身学生气的陈幽。
而苏晴，她顶着“夜莺”的代号，以文职应聘者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绝不是偶然。
陈默迅速敛去眼底的波澜，重新靠回沙发上，端起桌上的搪瓷杯，指尖挡住半张脸，只用余光盯着苏晴。
她似乎并未注意到他，径直走到角落的空位坐下，将文件夹放在膝头，动作轻柔地翻开，目光落在纸面，却时不时用眼角的余光扫过休息室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他。
“这位同志，请问总务处的方向是？”
一道温和的女声在身边响起，陈默心头一凛，缓缓抬眼。
苏晴不知何时走了过来，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困惑，“我是来应聘文职的，刚进来绕晕了，看您像是局里的人，想打听下。”
她的声音比小时候沉了些，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软糯，却又透着股不易察觉的坚定。
陈默放下搪瓷杯，脸上摆出几分疏离的冷淡，指了指走廊尽头：“直走左拐，第三个门。”
“多谢。”
苏晴点头道谢，视线在他脸上停留了两秒，目光掠过他眉骨处——那里有一道浅浅的疤痕，是当年在乌镇和恶霸扭打时，被碎瓷片划到的。
陈默清楚地看到，她的瞳孔微不可察地缩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听您口音，像是北方人？”
苏晴没有立刻走，反而站在原地，状似随意地闲聊，手指轻轻敲了敲文件夹的封面，“我是苏州来的，第一次到重庆，总觉得这里的口音听不太惯。”
苏州。这两个字像根细针，扎在陈默心上。
他知道，这是她的信号。陈默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喉结滚动了一下，慢悠悠道：“我祖籍韶山，在北平待过几年，口音杂。”韶山。他刻意加重了这两个字。
当年在苏州，他蹲在苏府的玉兰树下，对她说“等我们回来，带你去韶山，看看那里的佃户”。这句话，他不信她会忘。
苏晴的指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快得让人抓不住：“韶山好地方啊，听说那里的人都很朴实。我小时候认识个韶山来的先生，教我认过字，说那里的田埂上都长着希望。”
陈默合上刚才看的报告，语气平静地说：“你的苏州口音也有点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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