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的上海，复兴社情报站附近。
陈默在自己租住公寓隔壁，特地为沈兰租的房间内，和沈兰进行着友好的交谈。
陈默手里捧着沈兰的档案，指尖停在“假叛变”事件记录上——这段精心编织的过往，是他们“重归于好”核心戏码，每一个细节都需经得起推敲，不能有丝毫破绽。
“1927年你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因‘暴露风险’假意投靠秘密情报组，后因‘与我理念不合’闹掰，回到南京。这次来沪，是因为‘南京局势紧张’，加上‘母亲催促’，才放下芥蒂投奔我。”
陈默念出档案中的关键情节，抬头看向沈兰，“这个‘闹掰’的理由要具体，不能笼统说‘理念不合’，得有让外人信服的矛盾点。”
沈兰坐在对面的绸缎堆上，手里拿着一块浅蓝色布料，语气沉稳：“可以设定成‘我主张激进收集日军情报，你坚持稳妥布局西南’，吵得不可开交，我赌气回了南京。这样既符合我们中尉‘特工身份’的工作逻辑，又不会暴露真实立场，还能解释，为什么好多年没有再联系。”
陈默的眼前一亮，在档案上补充道：“再加个细节——当时你摔了我桌上的西南布防图草稿，我气得说‘以后别再见面’，邻居王婶可以作证。现在她还住在老街区，要是有人查，能帮我们圆谎。”
他顿了顿，又说道：“‘重归于好’的契机也要自然而然。就说你在南京收到我托人带的‘张记桂花糕’，想起小时候一起开心吃的日子，心软了，才决定来上海投奔我。”
沈兰点点头，从包里掏出一张泛黄的信纸：“这是组织准备的‘家书’，上面写着母亲让我‘跟表哥和好，互相照应’，笔迹是南京的同志模仿老年妇女写的，皱巴巴的像放了很久。我来的时候带着它，有人问起就拿出来，显得更真实。”
陈默接过家书，仔细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甚至能看到几处水渍——这些“岁月痕迹”都是精心做旧的，足以以假乱真。
“很好。”他将家书夹进档案，“接下来要演练‘重逢场景’，三天后你按计划来我公寓，我要表现出‘意外、惊讶，还有点赌气’的样子，既不能太热情，也不能太冷淡。”
沈兰站起身，走到门口，模拟3天后的场景：“我提着皮箱，敲你的门，你开门看到我，愣一下，然后说‘你怎么来了？’我低头说‘妈让我来的’，然后你侧身让我进去，嘴里念叨‘当年吵成那样，现在又来干嘛’——这样够不够自然？”
“还不够，要加肢体动作。”
陈默示范着，“我开门后，手要下意识抓着门框，眼神里有‘防备’。等你拿出家书，我才松口气，语气软下来：‘妈也是，多大的事还记着’。这样既符合‘闹过矛盾’的人设，又能体现‘表兄妹’的亲情，不会让人起疑。”
接下来的两天，两人反复演练“重逢”“回忆矛盾”“逐渐和好”的场景，甚至细化到说话的语气、表情的变化、肢体的动作。
比如聊到当年的“争吵”，沈兰要表现出“不服气却有点愧疚”，陈默则要“假装生气却忍不住关心”；提到今后的打算，沈兰说“想找份账目工作”，陈默要“皱着眉说‘复兴社后勤处正好缺人，我帮你问问，但你别再像以前一样冲动’”——每一句对话、每一个反应，都精准贴合他们“闹过矛盾又重归于好”的表兄妹人设。
为了让“过往”更真实，陈默还特意去老街区找了当年的“邻居”王婶。
王婶是组织安排的线人，早已知道内情。
“王婶，3天后沈兰来的时候，你正好在楼下买菜，看到她就说‘这不是小兰吗？当年跟你表哥吵得翻天覆地，怎么又回来了？’”
陈默叮嘱道，“沈兰就说‘妈让我来的，她说小孩子发脾气，过几年就忘了’。”
王婶笑着点头：“放心，我记着呢。到时候我再多说一句‘回来就好，互相照应着，你表哥一个人在上海也不容易’，显得更亲切。”
演练的最后一天，陈默带沈兰到了复兴社上海工作站，他们来到专为戴签及军官服务的后勤处。
后勤处的老周科长，是地下组织的老战友。他也是跟随戴笠多年的老部下，为人随和。
陈默介绍：“这是我表妹沈兰，刚从南京来工作站，中尉军衔，懂经济，会账目，想找份活干，周科长能不能帮忙安排一下？”
沈兰适时递上自己的“简历”，笑着说：“周科长好，我以前在南京帮人管过绸缎庄的账目，算得还清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老周翻了下沈兰的简历，看了看沈兰笑着说：“既然是陈处长的表妹，那肯定没问题。正好我们缺个账目核对员，明天就来上班吧，跟陈处长也好互相照应。”
他和沈兰不是一条线上的人，按照地下组织的潜伏纪律，他并没有对沈岚说实话。不过，他还是心情神会地对陈默眨了眨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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