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七点，我站在了云川县教育局的大门口。
晨光熹微，空气清冽。我深吸一口气，胸腔里却没有想象中的战斗欲望，只有一种被反复淬炼后的平静。一夜没怎么睡好，脑子里盘旋的不再是那些华丽的词句，而是陈局长和周副局长讲话背后的逻辑——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云川教育的症结又在哪里。
和我一同候考的，还有八个人。
教育局门口，一名戴着工作牌的年轻人拿着名单，挨个核对我们的身份证和准考证。随后，他指着一个贴了封条的纸箱说：“所有人的手机、智能手表、电子产品，全部关机，放进去。”
这是一个小小的仪式，象征着从这一刻起，我们与外界彻底隔绝。
我们被领进一间大会议室，按抽签顺序坐下。我的手气不好不坏，六号。候考室里安静得可怕，只听得见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压抑的呼吸声。笔试第一的那个“考霸”张伟，依旧戴着耳机闭目养神，仿佛入定。一号金丝眼镜男捧着一本资料在默背，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没有人交谈，纪律的无形压力笼罩着整个空间。
“一号考生，请跟我来。”
工作人员的声音很低，却像一颗石子投入静水。金丝眼镜男站起身，跟着走了出去。屋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追随着他，直到那扇门在他身后无声地关上。
他没有再回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约十五分钟后，另一扇门被推开，工作人员探进头：“二号考生，请准备。”
二号那位穿着精致套裙的女生，深吸一口气，也跟着出去了。
我这才明白，这里的流线是单向的。考完的人，会被带到另一个休息室等待，绝无可能与我们这些未考的人打上照面。这间小小的候考室，成了一个不断抽离成员的孤岛，每走掉一个人，留下的人，心里的分量就更重一分。
终于，轮到我了。
“六号考生，请准备。”
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有些发皱的衬衫，跟在工作人员身后，走进一条安静的走廊。
走到那扇决定命运的门前，工作人员停下脚步，低声嘱咐：“进去后，不要说自己的名字，只报抽签号。听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明白了。”
他为我推开了门。
考场不大，一张长条桌横在前方。桌后坐着七位考官，神情肃穆。正中间那位，自然是局长陈东海。他左手边，就是眼神锐利的副局长周毅。在考场的侧面，坐着两名工作人员，一人负责计时，一人负责记录。而在房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还坐着一位中年男人，胸前的牌子上写着：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组。他的存在，让整个考场的空气都凝重了几分。
我按照指引，走到考生席前，向考官席鞠了一躬，声音洪亮而平稳：“各位考官好，我是六号考生。”
主考官是县人社局的一位副局长，他点了点头，公式化地开口：“六号考生，你好。请确认一下，考官席上是否有你的亲属或需要回避的人员？”
“报告主考官，没有需要回避的人员。”我答道。
“好的，请坐。”他示意了一下，“本次面试共有两道题，总时间十五分钟。现在开始计时。请听第一题。”
“某地教育部门计划推行一项‘教师轮岗’制度，旨在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但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到部分城区优秀教师的抵制，他们认为这会影响家庭和个人发展。同时，部分农村学校也担心轮岗教师‘身在曹营心在汉’，只是来‘镀金’，待不长久。对此，你怎么看？”
我的心猛地一跳。
来了！这道题，正好撞在了我思考最深的方向上。我没有去想陈局长讲话稿里的原词，而是去想他讲话时的那种忧虑和决心。
我拿起笔，在草稿纸上迅速写下几个词：全局观、现实矛盾、疏导并举、长效机制。
思考了大约三十秒，我抬起头，迎向考官们的目光。
“各位考官，关于‘教师轮岗’制度，我认为这是一项着眼长远的战略举措，但在战术执行层面遇到了现实的阻力。这恰恰考验着我们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我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点。”
我刻意回避了那些过于“时髦”的词汇，用一种更平实、更具操作性的语言来阐述。我能感觉到，陈东海局长原本微垂的眼睑，抬了起来，目光落在我身上。
“第一，我们必须有战略定力，要认识到这项工作是推动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县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这块‘硬骨头’的关键一招。因此，顶层设计的方向必须坚持，不能因为有阻力就动摇。”
我没有直接引用“硬骨头”这个词，而是把它化用在自己的句子里，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听起来更像是我的独立思考。
“第二，我们必须正视矛盾，精准施策。城区教师的顾虑和农村学校的担忧，不是无理取闹，而是人之常情，是实实在在的‘痛点’。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用行政命令去‘堵’，而在于用人性化的政策去‘疏’。要俯下身子，把工作做细，调研清楚老师们到底需要什么，担忧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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