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下任务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肩上扛起的，不止是一份报告，更是张青峰书记的政治期望，和整个县委办几十双眼睛的审视。
我没有立刻动笔。我知道，这份报告绝不能闭门造车。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陈思宇签发的、盖着“县委办公室”红头印章的调研函，直接走进了县发改局的大门。
“您好，我是县委办综合科的江远，受书记委托，就我县营商环境问题做个专题调研，需要发改局提供一下近三年的相关数据，特别是招商引资项目的签约额与实际落地资金的对比情况。”我将调研函递了过去，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公事公办。
发改局的办公室主任看到那枚鲜红的印章，态度立刻变得无比热情。他不敢有丝毫怠慢，亲自将我引到会议室，端茶倒水，并立刻叫来了负责项目统计的科长。数据虽然敏感，但面对代表着县委“脸面”的调研，他们不敢不给，更不敢随意糊弄。我需要做的，只是在拿到数据后，通过交叉比对，来判断其中的“水分”。
下午，在陈思宇的协调下，由县工商联牵头，一场小范围的“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家代表座谈会”在工商联的会议室召开。我以“县委办工作人员”的身份，列席旁听，负责记录。
会上，企业家们发言大多比较克制，多是提一些宏观建议。但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话语中那些闪烁其词的“弦外之音”。
会议结束后，我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借着递名片的机会，与其中两位发言中肯的企业家多聊了几句。看到我名片上“县委办公室”的字样，他们心领神会，态度也变得真诚了许多。一位本土制造业的老板把我拉到走廊的角落，压低声音，将他遭遇的各种“隐性收费”和“检查过多”的苦水，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这些第一手的资料，远比任何报告里的文字都更具分量。
接下来的几天，我用同样的方式，跑遍了政务服务中心、税务局等关键部门。事实证明，县委办这块金字招牌，远比任何“软磨硬泡”都管用。
掌握了充足的素材后，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在无数杯浓茶的刺激下，一份近五千字的调研报告，终于跃然纸上。
整篇报告，数据详实，案例尖锐，对策具体。尤其是对策部分，我大胆地提出了“建立营商环境投诉‘一号通’平台”、“推行重点项目‘首席服务官’制度”以及“开展‘假如我是服务对象’换位思考主题活动”等一系列具体建议，并将“成立常态化巡查组”作为保障这一切落地的“利剑”，逻辑自洽地融入其中。
周五下午，我将打印好的报告，送到了科长孙宏斌的办公室。这是组织程序，我必须遵守。
“孙科长，调研报告的初稿写好了，您审阅把关。”
孙宏斌扶了扶眼镜，慢条斯理地看了起来。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平静，到中途的眉头紧锁，再到最后的脸色凝重。
他沉默了很久。
“江远啊，”他终于开口了，语气却变得语重心长，“报告写得很深刻，看得出来，是下了功夫的。但是……”
他拿起红笔，指着报告中关于“隐性收费”和“新官不理旧账”的案例部分，摇了摇头：“这些案例，太具体，指向性太强。报上去，会得罪一大批部门和乡镇。我们县委办的材料，讲究的是站位高，格局大。问题要点出来，但方式可以更艺术一些。”
他又指着我提出的对策部分：“还有这个‘换位思考主题活动’，提法很好，但写得太实了，容易引起反弹。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叫‘持续深化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以理论学习促进服务意识提升’。你看，意思没变，但听起来是不是更正面，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一片明镜。
他不是在简单粗暴地删改，而是在用一套纯熟的官场话语体系，对我这把锋利的刀，套上一个厚厚的“刀鞘”。他要磨掉的，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锐气。
“孙科长，您的意见太高明了，一下子就点透了。我还是太年轻，考虑问题不周全。”我脸上，露出了无比真诚的“受教”表情。
“嗯，孺子可教。”孙宏斌满意地点了点头，“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但也要懂得用巧劲。好了，抓紧时间改吧，改完直接报给我，我签发上报。”
我拿着报告，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回到座位，我将那份原稿，不动声色地复制了一份。然后，我打开原稿文档，开始按照孙宏斌的“指导意见”，进行“转化”和“包装”。
不到一个小时，一篇全新的、四平八稳、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空洞无物的“修改稿”，就在我手上诞生了。我把它打印出来，再次交给了孙宏斌。他看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让文书立刻上报给书记办公室。
做完这一切，已经临近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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