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一出，分量反倒实在。
“那些听着挺唬人的项目——投资大的，一部动画，一部动画加真人的混合项目。”
他笑了笑，“听着高端吧？可真正在我手里实操的，就只有那部动画片。”
“另一部，我压根儿没亲自拍。
导演是外聘的，我只是在后头把方向、预算、节点盯住，保证不跑偏。”
他说到这儿，语气格外坦诚：“说句大白话吧，我现在拍电影，有三个很现实的原因。”
他竖起手指：“第一，把钱花完，把手里的钱合理花出去。
真不是玩笑。钱放那儿不动，税一交就没了；拍成电影，好歹还能留下点东西。”
第二，练流程。
不是练艺术，是练怎么把一摊子人、事、钱，按时按点拢到一块儿，不出大岔子。
第三，”他顿了一下，语气明显柔了点，“给鲍勃壮壮声威。
他这几年帮我不少，真是实打实地在前头给我挡雷。
我把项目往他那边放，他在好莱坞那头就有得说、有得做，慢慢也就能站住脚。”
杨皓耸了耸肩，神情轻松：“所以，我现在就一门心思把手里的片子一部部拍明白，该交的活儿交到位，就得了。
至于什么搭体系、扩版图、搞长期布局那套大活儿，那都是您这个段位的大佬该琢磨的，我可没那闲心操这份儿心。”
“所以您要问我有没有什么大棋局，我真没有。”
“我现在的原则就一个——一部戏一部戏拍明白，把该交付的结果交付好。”
他说完这句，抬头看向任总，语气里没有半点冒犯，却把边界划得清清楚楚。
“至于体系、版图、长期布局这些事儿，那是您这个段位该操心的。
我这儿啊，还在地面上练基本功呢。”
他笑了一下，语气松了些：“我要现在就站到那个位置上，心里反而发虚。到时候拍戏不踏实，做人也不踏实。”
任总听完，没有不悦，反而露出几分思索的神情。
“你是觉得，现在合作，对你来说，是消耗？”
“对。”杨皓点头，“也是不负责。”
他想了想，又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一点。
“您要是说，哪天有个具体项目，题材对、节奏对、我也真心想拍，那您招呼我一声，我肯定不躲。”
“但要是提前把关系定成‘战略’，我怕以后做选择的时候，不够纯粹。”
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克制。
任总沉默了几秒，忽然笑了。
“你这个年纪，能把‘不急’两个字说得这么清楚，很少见。”
他点点头，“也好，年轻人要是太早背上战略，反倒走不远。”
他抬手轻轻一摆，语气重新变得随意。
“那我们就先不谈那些虚头巴脑的。项目说话，戏说话。”
“路要是走到一块，自然会并肩；走不到，也各自精彩。”
杨皓这才松了口气，笑着应了一声。
“这话说得，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
“不过——”
任总在短暂的停顿后又开了口，语气依旧不急，
带着点上海人特有的含蓄与试探，“你那部动画片，现在进行到什么步骤了？
有没有可能，在某些环节上，大家合作一下？”
他说得很克制，没有直接点名，但意思已经很清楚。
“现在上海美术厂这边，老一辈留下来的底子还在，员工的技术水平，说实话，还是过硬的。”
这话一出，杨皓心里微微一动。
他太清楚上美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了。
不是从资料里知道的，是从“后来”知道的。
在他的记忆里，2005年前后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正卡在一个最尴尬、也最痛苦的时间点上——辉煌已经远去，新路却还没摸到门口。
这个曾经拍出《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的地方，曾经是“中国动画学派”的殿堂，
是全亚洲动画人仰望的存在。
可到了这一年，产量断崖式下滑，年轻人留不住，老一辈技艺无人接棒，账面紧绷，项目一拖再拖。
业内私下里说得更难听，称这是国产动画“最耻辱的一年”。
不是作品差，而是连出作品的机会都快没了。
可杨皓也知道，正是在这样的低谷里，那些人还在死撑。
他脑子里不由闪过后来听过的一句话——
金国平厂长说，一部动画电影，五年周期，回报慢得要命，但必须做下去，因为这不是单纯的生意，是文化。
当年听这话，他只觉得沉重。
现在坐在这张会议桌前，这份沉重忽然变得具体起来。
杨皓没有立刻回答。
他低头转了转茶杯，像是在思考项目进度，实际上是在算另一笔账。
他很清楚，自己现在没有资格，也没有精力去“救”谁。
更不可能打着情怀的旗号，牺牲项目进度去做慈善。
但如果——只是力所能及地搭把手，不影响节奏，不打乱制作流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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