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像一张缓缓拉满的弓,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张力。
林卫东的生活节奏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不再频繁地去“摇篮”小组的联络点。
更多的时间,是待在一处绝对安全、与外界隔绝的“安全屋”里,进行着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准备
——将自己彻底融入一个新的“外壳”。
“摇篮”小组为他这次行动,可谓是倾注了心血,准备了不止一套,而是多个无懈可击的伪装身份和背景故事。
这些身份不是随意编造的,每一个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反复的验证,足以应对不同场景和突发状况下的盘查。
林卫东面前摊开着三份截然不同的身份档案。
第一份,是一个名叫“陈国栋”的香港贸易公司经理。
档案里详细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生于南洋,幼年移居香港,在英式教育体系下成长,后接手家族的小型贸易公司,主要经营精密仪器零部件往来于欧洲和东南亚之间。
这个身份背景复杂,带有殖民地和国际化的色彩,容易解释他为何频繁往返欧洲,也符合他潜在客户的身份。
第二份,是一个叫“周建明”的新加坡籍华裔工程师。
他“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曾在几家跨国电子企业任职,如今是一名独立的技术顾问,为亚洲客户寻找和评估欧洲的先进工业技术。
这个身份技术背景浓厚,与他实际要考察的目标吻合,更能自然地接触到他想要的信息。
第三份,则是一个相对低调的,“李文斌”,持东南亚某小国护照的自由撰稿人,名义上为几家科技杂志供稿,正在做一个关于“欧洲传统工业复兴”的专题报道。
这个身份更便于观察和记录,不那么引人注目,适合在某些需要保持距离的场景下使用。
每一个身份,都不仅仅是薄薄几页纸。
“摇篮”小组配备了对应的、细节完美的全套证件和生活痕迹。
林卫东用手指摩挲着那几本护照,纸张的质感、印章的清晰度、甚至因为经常翻阅和使用而留下的细微磨损痕迹,都做得天衣无缝。
与之配套的驾照、信用卡(甚至有过去几个月在不同国家的真实消费记录,以营造活跃使用的假象)、名片、甚至几张无关紧要的超市收据、电影票根,都一应俱全。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构建的社会关系网。每个身份都有对应的“家人”、“朋友”、“同事”。
他们的照片(由经过严格审查的内部人员扮演)、简单的通信记录(通过控制的渠道模拟)、甚至一些公开场合(如行业酒会)的合影,都准备妥当。
如果真有情报机构去深入调查,会发现这些身份在现实中确实有迹可循,只是真正的“本体”早已被“摇篮”小组用各种方法“覆盖”或“引导”了。
然而,再完美的道具,也需要优秀的演员来驾驭。
林卫东深知,自己就是那个唯一的演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开始了长时间的角色扮演训练。
在安全屋特制的、可以模拟不同环境的房间里,他一遍又一遍地“成为”陈国栋、周建明、李文斌。
扮演“陈国栋”时,他需要模仿那种带着粤语口音、略显急促的普通话,言谈间不经意带出几个英文单词,举止要带着生意人的精明和一点点圆滑。
他会对着镜子练习如何熟练地使用刀叉,如何品评红酒(尽管他本人对此毫无兴趣),如何在与“客户”(由“摇篮”小组的专家扮演)的虚拟会谈中,巧妙地套取信息,同时又恰到好处地展示自己的“实力”和“需求”。
扮演“周建明”时,他的语调要变得沉稳、专业,用词更加技术化。
他要熟悉几种主流工业控制系统的术语,能够就某些技术参数进行看似内行的讨论。
他的姿态要更像一个严谨的工程师,少了几分商人的浮夸,多了几分专注和审慎。
而扮演“李文斌”时,他则需要展现出一种文化人的观察力和略带疏离的气质。
他要练习如何拿着笔记本和相机,自然地四处张望、记录,如何在不引起反感的情况下提出一些问题。
这些训练枯燥而煎熬,有时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句语气词不符合角色设定,都会被一旁的教官无情地指出,反复纠正。
林卫东就像一块被投入熔炉的生铁,经历着反复的锻打,褪去“林卫东”的印记,烙印上属于另一个人的习惯和气息。
为了力求自然,达到真正融入目标环境的效果,他甚至学习了目标地区的方言、俚语和生活习惯。
主要目标瑞士,通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他当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这么多语言,但他重点突击了德语区和法语区的一些日常用语。
他跟着录音,笨拙地模仿着苏黎世德语那种独特的腔调,学习如何用德语点一杯咖啡,如何问路,如何应对海关人员简单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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