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启程只剩下最后几天，空气仿佛凝固了，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林卫东知道，一旦踏出国门，他就将彻底置身于一个充满未知和危险的环境，与国内的联系将成为一条纤细却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这条线，既要保证必要时的沟通，又必须绝对隐蔽，绝不能成为暴露的导火索。
因此，在出发前，与“摇篮”小组共同制定一套周密、可靠、多层次的 紧急联络与风险控制方案，就成了重中之重。
这项工作，是在高度紧张和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参与的只有老部长、极少数核心成员和林卫东本人。
他们仿佛是在下一盘极其凶险的盲棋，必须预判所有可能的坏棋，并准备好应对的后手。
首先确立的是定时报平安的机制。
这并非简单的“我很好”三个字，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看似寻常却内藏玄机的暗语系统。
林卫东会按照预定时间，从境外通过特定的公共电话亭，拨打一个看似普通的商业咨询号码。
接通后，他不需要说话，只需要在特定的提示音后，播放一段提前录好的、约十秒钟的“环境音”。
这段声音可能是某个公园的鸟鸣，可能是街边咖啡馆的嘈杂，也可能是火车站广播的片段。
而在“摇篮”小组这边，负责接听的人员会仔细分析这段录音。
鸟鸣的种类、嘈杂声中人声的语言基调、广播里提到的车次信息……这些都对应着不同的预定义码。
“红喉雀的叫声”代表安全；“乌鸦的叫声”代表遇到轻微麻烦但可控；
“背景音里有连续三声汽车鸣笛”则代表可能被跟踪，需要启动观察程序。
如果到了预定时间没有接到任何呼叫，或者接到的环境音无法识别或包含危险信号，国内便会立刻意识到出了问题，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
除了这被动的“报平安”，还有主动的危险信号传递方式。
林卫东身上会携带几样看似平常的小物件：一个特定品牌的打火机，一支钢笔，一枚普通的金属袖扣。
这些物品都经过特殊处理。比如，在极度危急、无法通过电话联系的情况下，他只需将打火机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例如，调焰环转到某个刻度后丢弃在指定类型的垃圾桶）处置，“摇篮”小组通过特殊渠道获取物品后，便能解读出他身处险境的信号。
或者，在他下榻的酒店，用那支特制钢笔在便签纸上留下看似无意识的划痕，这些划痕在特定光线下会显现出预定的求救符号。
为了确保联络的可靠性，多个备用联系渠道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那个主要的公共电话线路，他们还设定了几条备用的沟通路径。
例如，通过在某些特定城市、特定报刊刊登一则内容隐晦的“个人启事”；
或者利用国际邮政系统，向某个预设的、看似无关的海外地址寄出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邮票贴法、邮戳日期、甚至问候语的措辞，都承载着加密的信息。
这些渠道启动条件苛刻，传递效率低，但作为主渠道失效后的备份，它们提供了多一分的希望。
然而，所有的联络方案都建立在“尚能联络”的基础上。
真正考验意志和预案的，是那些无法联络、甚至失去主动权的极端情况。
因此，预设多种突发情况的应对预案，并进行反复的推演和记忆，成了林卫东这段时间除了伪装训练外，最重要的功课。
暴露：如果察觉到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但尚未被控制。
预案是立刻停止一切预定活动，启用备用的、更低调的伪装身份，按照预设的紧急撤离路线，迅速向最近的应急接应点移动，途中尽可能消除所有可能被追踪的痕迹。
同时，通过最快的方式（通常是丢弃预设的危险信号物）向国内示警。
跟踪：如果怀疑自己被跟踪。
预案是启动“净化”程序——不能直接返回安全屋或前往接应点。
需要进入大型商场、地铁站等人员密集、监控复杂的环境，利用反复换乘交通工具、改变着装外貌（利用随身携带的简易伪装工具）、甚至临时进入某些需要证件、能造成追踪延迟的场所（如图书馆、博物馆）等方式，确认是否被跟踪，并尽力摆脱。
整个过程必须保持冷静，不能有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慌张举止。
被捕：这是最坏的情况，也是预案最为冷酷和决绝的情况。
一旦确认落入对方情报机关或执法部门手中，所有的联络方案都将自动失效。
预案的核心只有两个字：沉默。
以及，尽一切可能，拖延时间，为国内“摇篮”小组和其他关联人员争取反应和切断联系的时间。
老部长在谈到这一点时，目光如鹰隼般锐利，语气沉重如铁：“卫东，记住，万一……我是说万一，到了那一步。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否认一切，坚持你的伪装身份和背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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