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声名，如同黄浦江上的潮水，来得快，却也暗流汹涌。周买办事件后，林怀仁并未沉醉于“神医”的虚誉，反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医术再高，所能救治者终究有限。若要真正实现“衷中参西”的理想，改变医学界壁垒森严的现状，必须培育新人，必须有一个稳固的、能持续发声的基地。
他将周家奉上的那份丰厚诊金，连同自己从北平带出的几乎所有积蓄，整齐地码放在书房那张老旧的书桌上。银元的冷光与他一腔热血形成鲜明对比。陈明远侍立一旁，看着老师清点那几乎是他全部身家的款项，忍不住道：“老师，盘设学堂，所费不赀，仅凭这些，恐怕……”
林怀仁目光沉静：“杯水车薪，我岂不知？然，事在人为。昔日太医院库房钥匙在手，守护的是一室之藏；今日散尽积蓄，所求的，是星火燎原之局。”
他开始了奔走的生涯。凭借救治周买办积累的名声，他主动拜访了沪上几位较为开明的华商巨贾。他不再仅仅是那位能起死回生的医生，更是一位目光深邃的学者与教育家。在精致的客厅或嘈杂的茶楼里，他向这些在商界摸爬滚打、深知中西利弊的实业家们，阐述他“融贯中西，培育通才”的医学教育理念。
“西医精于器，然有时失之于人；中医善于调，然有时疏于形。今日之华夏，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争斗，而是能将二者融会贯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医学人才！如此，方能真正守护我同胞健康，亦能让我中华医学，在世界医林中有立锥之地，乃至引领风骚！”他的话语，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却因那份基于实践的深刻洞察与拳拳赤子之心，打动了一些有识之士。
同时，他也谨慎地接触了少数几位对东方文化抱有真诚兴趣、且在租界医界有一定影响力的西方医生和学者。他向他们展示《衷中参西录》的部分手稿，讲解中医理论中的整体观与辨证逻辑，并结合周买办的病例，分析中西医各自的优势与可结合之处。他的理性、开放与博学，逐渐赢得了这些西方同行的尊重，虽未必完全认同，但至少愿意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对话。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数月后，一笔来自一位深受中医恩惠的宁波商人的慷慨捐助，以及几位华洋人士的小额资助，加上林怀仁自己的全部积蓄，终于凑足了盘下一处合适馆舍的首期款项。
馆舍位于公共租界边缘一条相对安静的街道上，是一栋带有小小庭院的二层西式红砖小楼。它原是一处落魄洋行的办事处，虽不甚宏伟，但结构坚固，光线充足，稍加改造，便可作为讲堂、诊室与藏书之所。最重要的是，它地处华洋交界，象征着林怀仁所欲搭建的，正是一座沟通中西的桥梁。
盘下小楼的那天，林怀仁独自一人在空荡的楼内伫立良久。他抚摸着冰凉的砖墙，听着窗外隐约传来的市声，心中百感交集。从北平太医院的朱门被封，到如今在这远东第一埠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其间艰辛，唯有自知。
接下来是紧张的筹备。定制桌椅书架，采购必要的教学器具——不仅包括传统的针灸铜人、药材标本、脉枕艾条，也添置了人体骨骼模型、显微镜、基础的生理挂图和一些西式外科器械。林怀仁亲自设计布局，将一楼设为诊室与公共讲堂，二楼则为书房、教研室及部分学生宿舍。他将那具历经劫难、从北平太医院“请”出的针灸铜人，郑重安置在讲堂一侧，与墙上的西洋解剖图遥相呼应，无言地宣示着此地的独特宗旨。
一块崭新的牌匾被悬挂在了小楼的门楣之上。匾额由酸枝木制成，色泽沉郁，上面是林怀仁亲笔所题的三个擘窠大字——
“博济医学堂”
字迹浑厚朴拙，带着金石般的力度，在红砖墙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重而充满希望。
开学之日，选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小小的庭院里，挤满了前来观礼的人。有出资的华商，有好奇的洋人，有沪上医界的同行（其中不乏审视与怀疑的目光），更多的是前来报考或纯粹慕名而来的年轻学子。
林怀仁穿着一身崭新的深色长衫，须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站在檐下的石阶上，面对着下方济济一堂的宾客与学生。阳光透过庭院里新发的梧桐叶，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的目光扫过那一张张或期待、或好奇、或怀疑的面孔，最终落在“博济医学堂”那块牌匾上。
他没有准备冗长的讲稿，声音平和却自有千钧之力，清晰地传遍庭院的每个角落：
“诸位来宾，诸位同学！今日，‘博济医学堂’于此地，草创伊始。”
他开门见山，直接阐释“博济”二字的深意：“‘博’者，广博，包容。于我医学，即要不拘一格，博采众长。无论其源于岐黄故土，抑或来自泰西新知，凡有益于认识生命、解除病痛者，皆当虚心学习，深入研究。”
“ ‘济’者，救济，贯通。医学之最终目的，在于济世活人。而欲达此目的，需将所学融会贯通，化之于心，用之于手，方能真正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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