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闫文宇那边，他分多次从赃款中拿走了三万元。
孙海波曾对他嘱咐道：“找个时间带你爱人出去走走，放松一下。”
于是，闫文宇便带着妻子前往北京和天津旅行，纯粹是为了观光散心，享受一段悠闲时光。
而孙海波自己，则花费七千元购置了一辆铃木125摩托车。
他解释道：“我作为带头人，总得有个像样的座驾，不然实在有失体面。再说了，以后侦查踩点，它也大有用处。”
随后，他又斥资两千元买了一台乐华牌21英寸彩色电视机，并另花一百元购置了一口旧高压锅。
从这几个人的消费方式，大致可窥见他们各自的性格与追求：
田园一心护着弟弟，他说：“我做哥哥的就得有哥哥的样子，得帮衬弟弟。谁叫我们那个大哥不争气，只顾自己，如今连人在哪儿、是生是死都无人知晓。”
闫文宇则流露出享受生活、向往风光的意愿，带着妻子旅行散心，追求的是舒坦日子。
而孙海波的开销几乎全都投向了家庭和“事业”——添置电视、高压锅，无一不是贴补家用。
此时他们手中还剩下五万元崭新连号的现金。
闫文宇三月份从北京回来后兴奋地说：“北京真是好玩极了！”
孙海波和田园一听，也商量着：“那咱们也去北京转转，顺便把这些新钱‘洗一遍’，之后还可以再去南方走走。”
这一次，孙海波带上了妻子张慧茹同行。
抵达北京后，孙海波和田园安排张慧茹在宾馆休息，两人则前往证券交易市场，沿用之前的手法将钱兑换成一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兑换回来后，所有现金都放入了孙海波的包中。
之后三人南下前往上海，并继续游览苏州、杭州。
在上海期间，孙海波为妻子购买了一块带日历的钻石牌女表以及一枚重达12克的金戒指。
后来他索性提议：“不如大家都戴一个吧，这辈子还没戴过真金戒指呢。”
于是他们又追加购买了五枚金戒指，总共花费八千多元。田园和闫文宇各分得两枚。
而在北京时，孙海波还咬牙买下一件黑色皮夹克，花了七百多元——这在那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他自嘲道：“当老大的人，总不能穿得破破烂烂地骑大摩托吧？”
这一番消费之后，当初抢劫所得的十八万元，还剩十万元左右。
这些钱被预留作购买武器及后续活动的经费。
孙海波和田园亲自外出筹措枪支弹药，先后三次前往河北白沟：
他们以五千多元购买了一支齐齐哈尔制造的五连发猎枪，
三千多元买了一支小口径自动步枪，
又花一千五百元购入一支钢珠枪。
此外，还购置了猎枪子弹三百余发、防爆枪子弹五发，以及一桶火药和一盒子弹引火帽。
1993年冬天，孙海波和闫文宇又专程赶到吉林辉南猎枪厂附近的猎具商店，补充了一百五十发猎枪子弹。
当时尚未实施严格的枪支管控（全国禁枪始于1996年），因此只要肯多花钱，就能在一些小商店买到这类物资，无需任何手续。
孙海波始终对上一次作案逃跑时的狼狈经历心有余悸。
他提出：“以后干大事绝不能靠两条腿硬跑，太误事，也太危险。咱们必须得有车！即便不买车，也至少得学会开车。”
因此，他特批三千元专款，让闫文宇去学驾驶。
闫文宇在机械方面颇有天分，仅用一两个月就顺利拿到了驾驶证。
关于下一步行动目标，三人一致认为：像“大路矿”这样仅十八万元“收益”的“小单”不再值得冒险。
他们决定只瞄准百万元以上的“大单”，以目前的装备和经验，必须干一票大的。
最终，他们仍将目标锁定在工资款上，专门打听大型矿区的发薪情报。
战略虽已拟定，战术却令人头疼。
自从大路矿遭劫后，其他矿场——尤其是大矿——都提高了警惕：取钱时有专人持冲锋枪护送，戒备极其森严，难以下手。
此外，当时许多矿场发工资并不规律，有时一连拖延数月，这为他们打探消息带来很大困难。
针对后者，他们采取广泛结交朋友、拓展消息网的方式；
而对于武装押运的难题，则只能由孙海波设法解决。
他多次跟踪几个矿场的取款流程，回来评估后认为成功率太低——无论是拦截取款还是途中行动，都难以实现。
孙海波最终发狠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将目光转向南山矿——这个他们都曾工作过、在当地数一数二的大矿。
孙海波打听到该矿即将发工资，便潜入矿内观察，发现保卫科人员将运款车押回后，工资款只是用帆布袋装着扔进小金库。
所谓“金库”，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仓库，安全性仅略高于一般办公室。
孙海波认为机会来了：不如直接抢劫这座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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