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瞒你说，我在部队历练过，什么场面都经历过，什么手段都见识过。就没有我张书海干不成的事！”
如果说张世镜对张红超是佩服，那么对张书海，则怀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心情。
张红超曾多次向他讲述父亲的经历：一个普通农民，如何将生意从叶县做到平顶山，再做到省会郑州，规模越来越大。
在张世镜眼中，张书海简直如同神人一般。跟着这样的人干，想必不会错。
与此同时，想到自己寒酸的生活现状，尤其是来到郑州后与别人的巨大差距，他内心充满自卑，也极度渴望快速改变命运。
如今有同学的父亲这样的“能人”领头，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人家经验丰富，年纪摆在那里，绝不会做没把握的事。
思忖片刻后，他又谨慎地提出：“可是，只用刀恐怕不行吧？”
张书海闻言微微一笑：“不是刀，是枪。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长的短的都有。”
“好！我干了！”张世镜终于下定了决心。
随后，张书海吩咐道：“红超，你带上世镜，骑自行车去现场附近转转，熟悉一下路线和周边环境。”
两人应声而去，但并未仔细勘察，只是漫不经心地边逛边看。回来后汇报说：“从家里到营业厅的路程不短，沿途人多眼杂，感觉不太好下手。”
张书海却一脸从容：“人多不是问题。到时候我负责断后，只要我掏出枪朝天放上两响，人群自然四散逃窜，你们放心好了。”
接着，张书海铺开一张郑州市交通地图，在上面指指画画，详细讲解行动的路线、步骤以及撤退方案。
他特别强调：“年轻人做事容易毛躁。你们现在都是大学生了，一定要养成细致周密的习惯。这几天你们要经常去那边观察，多动脑筋，把各个环节、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到。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更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此后不久，张书海将自己打算带着儿子等人抢劫的计划告诉了妹妹张玉萍。
之所以告知她，是因为纸包不住火——他们频繁在她家中密谋、准备，日后赃款也可能藏于此地，这件事根本不可能瞒住他。
他对妹妹说：“玉萍，我准备干一票大的。”
张玉萍一听就明白了哥哥的意图，忧心忡忡地劝道：“哥，咱不干这个不行吗？”
张书海坚决地摇头：“不行！现在的生意根本没赚到什么钱，家里处处都要用钱，我这一身病你也清楚。我必须趁现在还能动、还能干，冒一次险！再过几年，病情加重，我就有心无力了，那才真是完了。”
张玉萍知道哥哥心意已决，自己再劝也是徒劳。她便退而求其次：“那……能不能别带上两个孩子？他们还年轻，万一出事，一辈子就毁了！”
张书海叹了口气：“唉，这个我也想过。可是，找不到更可靠的人了啊！”
听哥哥这么说，张玉萍沉默了。一方面，她不敢坚决反对哥哥；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她始终相信哥哥想做的事一定能做成。从小到大，哥哥认定的事，几乎没有失败的先例。因此，她对哥哥有着近乎盲目的信任。
1997年11月初，张书海专程回了趟老家，找到张小马，将新的抢劫计划和盘托出。
张小马虽然在上次行动中只分得一千元，但已尝到甜头，而且那笔钱早已花光，正愁手头拮据。一听有更大的目标，他立刻兴奋地表示：“叔，没问题，干！”
张书海随即拿出一百元钱交给张小马，吩咐道：“我注意到叶县县城有家卖警服的店，你去买一套回来。”
张小马随后在叶县商贸城的警用服务部，买回了一套警服。回来后他对张书海说：“叔，一百块钱没够，花了一百三，我还垫了三十呢。”
张书海笑了笑，补给了他三十元。
但这套警服没有正式的警察标志，一看就是仿制品，只能起到唬人的作用。
于是，张书海翻出以前给人拍照时用的道具，居然找到了两个肩章，还是“两杠两星”的中校标识。将它们缝到警服肩上后，看起来竟也有模有样，足以以假乱真。
第二天，张书海对张小马说：“我先回郑州，你过几天再动身，我们分开走，避免引起注意。”
安排妥当后，张书海先行返回郑州。11月17日，张小马带着那套警服也赶到郑州与张书海会合。
张书海随即召集了张红超和张世镜。就这样，一个由“老张”带领三个“小张”的四人抢劫团伙正式组建完成。
此后，他们开始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整个过程完全由张书海一人主导策划。
他将动手时间定在18、19、20日这三天中选择一天，因为这期间缴费人数最多，现金流也最大。
密谋一直持续到傍晚，张红超看了看时间说：“我得回学校了，晚上还有课。”说罢便先行离开。张世镜则留下吃了晚饭，次日一早才返回学校。
第三天，也就是11月19日中午，张红超接到了父亲张书海发来的传呼信息，他立刻明白，行动的时刻到了。
下午两节法医课一结束，他便召集张世镜一同赶往张玉萍的住处。
“四张”成员再次聚齐，“总指挥”张书海开始进行最后的任务分配：
他与儿子张红超将头戴头盔，各持一把猎枪率先冲入营业大厅。
张世镜同样佩戴头盔，主要负责携带包装载现金；张小马则身着准备好的假警服，手持一把大锁，为了增强真实性，腰间还别着一把玩具手枪，待前面三人进入后，他需立即用锁将大门从外挂住，伪装成执行公务的警察，阻止任何人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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