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提及这段劳动经历，是因为这恰恰是越狱的关键环节。
平日监舍铁门紧锁，插翅难逃。唯有在劳动时段，犯人才有活动空间，也才可能找到逃脱的机会。
正如现实中多数越狱发生在劳改场所，而非看守所或收容所。在那样的封闭单间里，除非真如美剧《越狱》般有周密计划与特殊条件，否则根本无路可逃。
因此，鹿宪洲唯有在劳动中等待时机。
越狱之前，他做了细致的准备。
监狱伙食本就简陋，只为维持基本生存，远谈不上饱足。一些饭量大的犯人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
鹿宪洲看准这一点，每逢用餐便主动表示自己不饿，将饭菜让与他人。时间一长，其他犯人也习以为常，甚至乐得接受。
于是每到饭点，他便独自留在车间。监管人员起初还会过问，后来也逐渐放松了警惕。
当这样的“习惯”被众人接受后，鹿宪洲终于等来了行动的时刻。
1994年2月18日夜晚，他正值夜班。晚上六七点晚饭时间，他照例没有前往食堂，而是趁车间无人监管时，悄悄溜出，藏身于监狱的一条水沟中。
他利用一根管子伸出水面呼吸，整个人浸在水中，一动不动。
监狱很快发现他失踪，立即展开大规模搜捕，里外搜寻却一无所获。
鹿宪洲在水中一直潜伏至凌晨三点，待监狱重归寂静，才悄然出水，徒手翻过内墙。内墙较低，也无电网，对他并不构成阻碍。
翻越内墙后，真正的高墙矗立眼前：墙体高大，顶上还架着电网。
他是如何攀上这道外墙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毕竟他最终未能活到接受审讯的那一天。
我们只知道，他最终从电网与墙体的缝隙间硬生生挤了出去。那一夜，电网恰未通电，否则他即便不触电身亡，也必会被击落高墙。
就这样，鹿宪洲成功越狱。
逃脱后，他并未回家，也未联系家人——他清楚，监狱方面第一时间就会监控其亲属。
思前想后，他决定投奔昔日的铁哥们。
他一路潜行，来到了黄民平（外号“大平”）家中。黄民平见他突然出现，大吃一惊，忙问他是如何出来的。
鹿宪洲坦言自己是越狱逃亡，恳求对方暂时收留，容他另谋出路。
黄民平原本并无前科，为人本分，但出于兄弟义气，他未多犹豫，立刻将鹿宪洲带进自己开的出租车里。
他此时仍在出租车公司上班，那是一份正式工作。上车后，黄民平见他仍穿着囚服，又急忙回家取来自己的衣裤让他换上。
随后，他驱车载着鹿宪洲去找另一位好友赵建国。赵建国比鹿宪洲年长一岁，三人曾是挚交。如今兄弟落难，他们决定共同想办法相助。
鹿宪洲却不愿连累朋友，他对二人说：“你们的情义我领了，但我绝不能拖累你们。我现在不能露面，大平，你帮我去找小影，只告诉她我出来了就行。”
此时，赵建国默默掏出500元钱塞给他，说道：“兄弟，我能力有限，这点钱你先拿着用。”
抛开法律的是非对错，单从情义上讲，这两位朋友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
那么鹿宪洲要去找的“小影”究竟是谁？
她正是鹿宪洲的女友，名叫张影。提起张影，她出生于1971年，当时年仅23岁，在北京医院药剂科担任药师，主要负责配药工作。
黄民平开车带着鹿宪洲很快找到了张影。一见面，黄民平便低声告知：“宪洲回来了，就在车里等你。”
张影闻言，立即快步走向出租车。一钻进车内，她便与鹿宪洲紧紧相拥，两人激动地相拥而吻。
待情绪稍定，鹿宪洲谨慎地问道：“你这里安全吗？”
张影一字一句地保证：“非常安全，从没有人来找过我。你先在这里住下吧。”
安顿下来后，张影悄悄找到了鹿宪洲的弟弟鹿献勤。毕竟她一个女子难以独自应对如此重大的事情，需要找人商量。
鹿献勤比哥哥小三岁，1966年出生。得知哥哥越狱的消息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尽快为哥哥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通过熟人介绍，他很快在北京某教学楼的地下室租下了一个房间。
这种地下室实为战备时期修建的防空洞，和平时期被承包给个人，改造成小隔间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
地下三层密密麻麻分布着许多房间，最小的每月租金200元，只需出示身份证即可入住，管理相当松散。
那里人员复杂，各色人等混杂而居，还时常面临突击检查，查验身份证和暂住证。对鹿宪洲而言，这里只能作为临时落脚点，绝非长久之计。
安顿好后，鹿献勤给了哥哥一千多元钱，嘱咐他先维持一两个月的生活。
在1994年，这笔钱若在农村，足以支撑一个家庭半年的开销。即便在今日，精打细算也足以维持一两个月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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