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仁在那里用几块碎砖头划出一片“领地”。白天在街上游荡，夜晚便蜷缩在此。
多日逃亡，他早已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头发板结污浊。脸都难得一洗，更遑论洗澡。逃亡之苦，可见一斑。
如此苟延数日，他自觉已摸清周遭环境，竟生出一种扭曲的“安全感”：“我对北京已经摸熟了，这里很安全。”
他这么认为，是因为四处未见自己的通缉令——那毕竟主要张贴在辽宁。北京怎会处处贴着他的照片？
这么一想，他竟放松下来，叼起烟，开始“规划”起往后的人生。
他觉得若再这般逃亡下去，被捕是迟早的事。当务之急，仍是尽快弄到一大笔钱，然后远走高飞。
若想弄大钱，北京无疑是首选——首都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钱有势者云集。
“干脆进城干几票大的。弄到钱后，出去搞把真枪，再回东北弄点炸药做个炸药包。等准备齐全，杀回北京，绑架个医院院长或税务局长，实在不行就去抢银行……全安排妥当。”
他盘算着，“干上两三票，弄个二三十万，就能放心‘退隐江湖’了。”
这份“志向”着实不算宏大，最大目标不过三十万元，且还需作案两三回方能达成。
但转念一想，他以往只盯着手机店、出租车，如今竟筹划起银行来，于他而言，这已是“干大事”了。
他越想越觉前景美妙，越想越觉路径清晰，对即将展开的“事业”充满了虚幻的希望。主意既定，便付诸行动。
7月29日，他鼓起勇气，买票登上公交车，正式进入北京城区。
先到东直门附近，依旧寻觅立交桥下栖身——如前所述，桥下多是流浪汉、乞讨者、盲流混杂之地。
就在此处晃荡时，他遇见一人。只一眼，便觉对方与自己乃“一路人”。
此人名叫周雄杰，1982年10月25日出生，比王福仁整整小了十九岁，当时仅十八岁，来自湖南省湘乡市毛田乡茅屋村。
可见，身具犯罪气息者总能不期而遇，甚至跨越年龄鸿沟。
简单结识后，王福仁立刻请他吃喝一顿。推杯换盏间，相谈甚欢。
酒足饭饱，王福仁又带他去商场，花一百七十元买了一双新皮鞋。
这一番“操作”下来，周雄杰感动不已：“大哥，从今往后，上刀山下火海，小弟万死不辞！”
虽相差十九岁，但“肩膀头一齐，便是兄弟”。
王福仁听罢，当即交底：“好兄弟，走，哥带你干大事去！往后保你吃香喝辣。”
接着，便将这几日盘算的“宏图大业”悉数告知。周雄杰听罢兴奋道：“哥，你太厉害了！我就跟你混了，你指哪儿我打哪儿！”
这小子混迹街头，想必偷抢之事也没少干，两人一拍即合。王福仁再次在一天之内，收服一名“小弟”。
次日，7月30日，两人来到东直门立交桥下，购得假身份证，摇身一变成了“北京人”。这“护身符”想必是周雄杰引的路——他来得早，熟悉门道。
有了身份掩护，两人开始踩点，准备“整大钱”。
他们在北京城里四处转悠，东直门、西直门、王府井、燕莎……目光搜寻着“有钱人”的踪迹，盘算着尾随至僻静处，持枪威逼，劫掠钱财。
然而晃荡一天后，他们发觉不行：“北京市区警察和巡逻车太多了。抢是容易，抢完根本跑不掉！到底是北京，一点机会都没有。”
两人一合计：城里干不了，太严，还是去城外。
8月2日上午，他们登上918路长途汽车，直奔平谷县。这里已是郊区，离市区远了。
可到了地方，又犯难：小县城哪有什么“大款”？有钱人都去市里了。看来，“抢大款”也不现实。
思来想去，王福仁提议：“还是抢加油站吧。我之前干过两回，收获还行，一次三千六，一次一千二。多抢几个，也能凑个几万。”
此时他身上又快没钱了，当务之急是“先弄点再说”。目标从“大款”降格为“加油站”，档次已然滑落。
两人随即开始物色加油站。但盯了半天，始终没找到下手机会——加油站生意不错，车辆进出频繁。最终只得放弃。
当晚，他们露宿街头，在路边花坛里蜷缩了一夜。
次日又转悠一上午，仍无良机。两人决定换个地方，此地“不合财”。8月3日下午，他们乘车来到顺义。
到了顺义，再度商议：抢哪个加油站？商量来商量去，目标竟再次降格——加油站也不行，还是去抢出租车司机吧。
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商议既定，决定先休息一晚，次日动手。
当晚，两人来到铁十六局环岛北侧三十米处的路边草坪。此处平坦，他们躺下便呼呼大睡。连日奔走踩点，全靠双腿，着实疲惫。
凌晨两点多，一辆巡逻警车驶过。这是顺义公安局银河派出所的车辆，车内一名警察带着五名辅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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