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邓永良对那女孩低喝：“别乱看，看就揍你。”
女孩怯声应道：“好，我不看。”
驶出许远，邓永良方问：“叫什么名字？”
女孩答：“刘佩佩。”
周向阳闻言一怔：“不对，你不是姓何吗？你父亲叫什么？”
刘佩佩道：“我爸叫刘永杰。”
再细问，方知刘永杰不过是玻璃厂供销科的科长。
坏了——抓错人了！
这女孩是砀山五中的学生，因身着相同校服，身形相貌又与何厂长之女相似，周向阳竟未辨清。
但他终究是头领，余人也不便多言，只商量如何处置。
周向阳亦觉懊恼：眼看要到手的肥羊，竟成了瘦骨。然俗语云“贼不走空”，既已至此，只得将错就错——供销科长虽非巨富，总比寻常人家强些，能榨多少是多少。
邓永良随即拨通刘永杰的电话，却提示关机。
转而打往家中，接听的是刘佩佩的弟弟，一个稚嫩的童声问：“你谁呀？”
邓永良一听是个孩子，便道：“我是我。你爹呢？”
男孩答：“我爸去我姥姥家了。”电话随即挂断。
邓永良又从刘佩佩口中问出姥姥家的号码，拨通后是一位老太太接听，问及刘永杰，对方只说：“上坟去了。”电话再次挂断。
不到一小时后，邓永良第三次拨打，终于找到了刘永杰。
他直接吩咐：“你先将手机开机，然后到外面去，有要紧事告诉你。”说罢便挂。
几分钟后，邓永良拨通那部手机，开门见山：“你女儿在我们手里。不必慌，先让你听听她声音。”——仍是那套标准流程。
随后切入正题：“事情你已清楚。报不报警随你，人能否平安回家在我们。现在直说吧：你打算出多少赎人？”
刘永杰不明“行情”，自然报不出数，只得请对方开价。
邓永良张口便是：“三十万。”
刘永杰大惊，连称实在拿不出，最多只能凑两万元。
邓永良听罢一通斥骂：“呸！你一个大科长，女儿的命就值两万？绝无可能！”
几番拉扯，刘永杰将自己说得凄惨无比——贫病交加、债台高筑，“方才上坟，连纸钱都舍不得多买，烧的是旧报纸”，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邓永良无奈道：“不必将自己说得这般不堪。实话告诉你，我们本没想动你女儿，是绑错了人。但既已出手，总不能空手而回。看你可怜，最低八万，不还价。没钱，便撕票。你现在就去筹钱，中午十二点我再打来。”
电话就此切断。
随后，邓永良将刘佩佩头上的毛线帽取下，换用胶带封住她的眼睛。
女孩此时开口：“叔叔，我不跑，你也不用绑我。我跑不掉的。”
邓永良一边捆绳子一边道：“跑不跑都得绑，这是规矩。”
女孩又说：“我眼睛难受……还是戴帽子吧，我什么都看不见。”——其实她早已从帽缝中窥见了车内情形。
邓永良问：“你知道我们一共几个人？”
女孩答不知。
邓永良便道：“告诉你，车里三个，车下还有两个，一共五人。”
女孩轻声说：“对付一个小女孩，要这么多人呀……胆子真小。”
此言一出，倒把车内三人都逗笑了。
就在此时——
“砰！”一声闷响，周向阳手中的冲锋枪意外走火。
女孩吓得失声惊叫，吴宝玉与邓永良亦是一震。
邓永良脱口道：“老周，你干什么！”
周向阳面露惭色：“走火了。”
吴宝玉急忙查看，发现车头被打坏一处。周向阳试着发动车辆，发现离合器线已断，只能勉强用一挡缓慢行驶。
这显然不行。遂改由吴宝玉开车，周向阳骑摩托入城购买配件。
两小时后，周向阳带回离合器线与几份盒饭。几人便在车内用餐。
那女孩始终异常镇定，甚至不时说些趣话，几人也不甚在意。
中午时分，邓永良致电刘永杰确认款项。刘永杰称八万元已备齐，未再多言便挂了电话——他筹钱时实则已报警，警方部署仍是旧例，不再赘述。
再看周向阳这边。
他备好的物品中有一只孩童用的橡皮艇，原想用以替代轮胎。邓永良见了却一拍脑袋：“这不行。东西虽好，却易留线索。事后若警方凭此物追查卖家，怕有麻烦。”
周向阳觉得有理。
二人遂重新择定地点，将交易改在此河下游的一座桥上。他们用绳索系住一只编织袋，一端悬于桥头隐蔽处，另一端则垂在桥的另一侧。
安排妥当后，约晚上七点，邓永良通知刘永杰携款驱车出发。先令其从砀山至山东单县，再转徐寨，又往曹县，如此往复溜转了六个小时。
至二十八日凌晨，方令其返回徐寨，引至桥畔。命其下车、开门、亮灯，仍是那套程序。随后指引他在桥上寻得绳索，将钱放入编织袋中，令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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