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南有杨天勇，北有蒋英库”，这两个团伙的凶狠程度可谓不相上下，行事之诡谲令人防不胜防，所作所为更是触目惊心。
残忍狡诈尚只是其一，更为恶劣的是，他们皆是身披制服的恶魔——杨天勇是警察，蒋英库则是检察官。且两人的案件中皆牵扯出令人扼腕的冤情。
而蒋英库一案，尤显阴冷酷烈，其行径之恶劣，简直让人心底发寒、无言以对。
从作案人数上看，蒋英库团伙也更显猖獗。他在八年之间，共计残害二十六条人命，最终经法院认定的有二十一人。
这些受害者中，绝大多数竟都是他身边的熟人。这才是真正冷酷无情的杀手！
而他之所以能逍遥法外如此之久，沾染如此多的鲜血，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于一个“黑”字；说得再直白些，是“真黑”；再进一步，简直是“特别黑”。
蒋英库生于1956年，身高一米七，相貌略带凶悍。他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屯人，家中排行第三，因此后来被人称作“三哥”。
据其发小回忆，他名字里的“英库”二字，原是取“阴酷”之意——此“酷”乃是“冷酷”之酷。若果真如此，那为他取名之人倒也颇有远见。
试想他出生的那个年代——1956年，普通人取名多用“军”“国庆”“建国”之类，能将这样的字眼纳入姓名之中，确实显得与众不同。
目前可知的是，他有一位大姐名叫蒋英琴，与此案并无牵连；二哥蒋英纯比他年长六岁；另有一弟蒋英全，比他小八岁。而这弟弟与二哥，后来却都被他拉入了罪恶的泥潭。
蒋英库自幼家境贫寒，族中远近亲戚，乃至上溯数代，皆属贫苦阶层，是标准的“贫下中农”。照理说，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出身本应算是“根正苗红”，可现实却并非如此。
正因为家徒四壁，他从小便遭人轻视。家人也时常哀叹：“咱家怎么就没个能倚靠的亲戚？看看别人，不是有当村长的舅舅，就是有任所长的姨夫……受了欺负也只能忍气吞声，惹不起啊，人家背后有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蒋英库很早就对家庭感到灰心与冷漠，内心深怀一个念头：有朝一日，定要远离故土。
终于，机会在1976年到来了。时年二十岁的他响应号召，前往肇东县插队落户。该地位于黑龙江省松嫩平原中部，如今已成为绥化市下辖的县级市。
关注重大案件的人或许对此地并不陌生——1995年，这里曾发生一桩骇人血案：两名青年蒋立明与冯万海，在短短三小时内杀害三十二人、杀伤十六人，震惊全国。而蒋英库的知青岁月，便是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
不过，从他“下乡插队”这一经历来看，其户籍性质略显模糊。若他本是城市户口，下乡知青尚属合理；但若是农村户口，便谈不上“下乡”，至多算是“回乡务农”。此处细节虽难以理清，仅作交代即可。
到了1979年，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政策批准他回到原籍就业，并予以工作安排。然而蒋英库却断然拒绝：“我不回去！既然出来了，就绝不回头！”
这不回头的决心，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在肇东插队期间，他结识了一名女子，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二是他离开家乡时便已决心永不回归，与常人“故土难离”的情结截然不同。
这并非一时意气，要知道，若坚持留在肇东，当地并不会为他分配工作。即便如此，他仍选择留下。在那个年代，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也侧面反映出他对故乡情感之淡薄。
于是他在肇东咬牙立誓：“一定要闯出一片天，至少也要成为腰缠万贯的人物！”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他便毅然投身小本生意。
1980年起，蒋英库开始在街边摆摊贩卖水果。彼时市场经济刚刚萌芽，可行营生并不多，无非蔬果、鱼肉、服饰之类。水果生意起初颇为顺利，他也算找对了门路。据说那时一个小摊的收入，甚至能超过大学教授。
凭借吃苦耐劳，他几年间便积累了可观财富。然而随着竞争加剧，加之水果储存不易，尤其冬季经营困难，他渐渐萌生转行之意。
1984年，一次南下经历让他注意到陶瓷生意的潜力——主要是当时流行的小型白瓷砖、马赛克等装饰材料。这类商品多产自南方，在东北市场需求大、利润空间宽，于是他果断决定投身此业。
于是他在肇东租下一间小门市，开始经营瓷砖生意。生意究竟如何？规模多大？是否盈利？具体情形虽难以尽述，但从一件事便可见端倪——他陆续将老家的几位兄弟都唤了过来：弟弟蒋英权，以及叔伯兄弟蒋树海、蒋树远等人。
倘若生意无利可图，又怎会召来这许多人手？当然，若说买卖做得多么庞大，倒也未必，这仍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式小门店。
陶瓷生意确实越做越好，收益远非昔日水果摊可比，蒋英库手头渐渐宽裕起来。也正由此，他在亲友间建立了初步的地位——财富使人话语有了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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