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推开藏经阁西侧耳房的木门时,檐角的铜铃正被穿堂风拂得轻响。他指尖抚过门楣上剥落的漆皮,抬头望见窗棂间漏下的光斑里,无数尘埃正悠悠旋转。
“沈先生倒是准时。”
苏临洲的声音从屋角传来,惊得梁上一只灰雀扑棱棱撞向纸糊的窗,留下几道凌乱的爪痕。沈砚之转头,看见青布长衫的年轻人正蹲在褪色的书架前,手里捏着一卷用细麻绳捆扎的竹简,竹片边缘泛着经年累月的蜜色光泽。
“苏大人差人三请,砚之不敢怠慢。”沈砚之拱手时,宽大的袖袍扫过案几,带起半盏残茶的水汽。他目光落在对方手里的竹简上,瞳孔微缩,“这是……”
“建兴十三年的屯田账册。”苏临洲将竹简放在案上,指尖划过最末一枚竹片上模糊的刻痕,“去年在陈仓古道旁的坍塌烽燧里找到的,被雨水泡得厉害,好不容易才剥离开。”
沈砚之俯身细看,那些用朱砂和墨笔交替标注的字迹已大半洇开,唯有“南郑”“武都”等地名还能辨认。他指尖轻轻叩击案面,木质的纹路硌得指腹发麻:“建兴十三年,丞相正在五丈原屯田。”
“正是。”苏临洲忽然笑了,露出两颗极浅的梨涡,与他平日里在朝堂上冷肃的模样判若两人,“先生可知,这账册里最蹊跷的是什么?”
沈砚之没有回答,只是从怀中取出一方素白手帕,小心翼翼地拂去竹简上的尘灰。阳光透过窗棂斜斜切进来,在他银白的鬓角投下细碎的阴影——这位前太子洗马去年遭贬后,不过半年光景,竟像是老了十岁。
“是粮草的损耗率。”苏临洲自己揭开了答案,他取过纸笔,飞快地画出两道曲线,“按这账册记载,从南郑运粮到五丈原,每石粮草要消耗三斗在路上。可同时期的洛阳粮道,损耗率还不到一斗。”
笔尖在宣纸上顿出一个墨点。沈砚之抬头时,正撞见苏临洲眼底的锋芒。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太史令,三个月前因弹劾李严被贬为秘书郎,却不知从哪里搜罗来这些前朝遗物,屡次借故邀约自己到这偏僻的藏经阁。
“蜀道难行,损耗自然大些。”沈砚之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灰影。案几上的青铜灯台生着细密的铜绿,像极了他书房里那幅被虫蛀的《出师表》拓本。
“难行?”苏临洲忽然提高了声音,惊得梁上的灰雀又躁动起来,“建兴六年,丞相第一次北伐,街亭失守后,粮草不济被迫撤军。当时的粮道损耗率是多少?”他不等沈砚之回答,便抓起另一卷竹简,“这里有记载,四斗七升。短短七年,损耗率降了近三成,先生不觉得奇怪吗?”
沈砚之的手指在案几上停住了。他想起二十年前在成都太学,白发苍苍的博士捧着《商君书》讲解“利其田宅,复之三世”时,窗外的木芙蓉开得正盛。那时他还是太学里最年轻的博士弟子,总爱和同窗争论“法”与“德”的短长,直到永安宫传来先主驾崩的消息,满城缟素里,他才第一次懂得史书上“时运不济”四个字的重量。
“苏大人今日找我,不只是为了这些账册吧。”沈砚之重新抬起头,目光沉静如深潭。他看见苏临洲袖中的手攥得发白,指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色。
苏临洲沉默片刻,从书架深处拖出一个樟木箱子,打开时散出淡淡的樟脑香。箱子里铺着暗红色的绒布,上面整齐码放着十几卷帛书,边缘都用细绢缝补过,看得出主人的珍视。
“这是……”沈砚之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认出最上面一卷帛书的封皮,是当年丞相府主簿杨颙的笔迹——《汉中屯田考》。
“家父临终前交给我的。”苏临洲的指尖轻轻拂过帛书边缘的褶皱,“他曾任丞相府记室,这些都是当年的案牍底稿。先生请看这卷《后出师表》的初稿,和传世版本有何不同?”
沈砚之颤抖着展开帛书,泛黄的丝帛上,诸葛亮的笔迹力透纸背,却在“然不伐贼,王业亦亡”一句旁,有几处涂改的痕迹。最开始写的是“然坐守益州,王业必亡”,后来被划掉,改成了“然不伐贼”。
“坐守益州,王业必亡。”沈砚之低声重复着这句话,喉结上下滚动。他想起延熙年间,自己担任广汉太守时,曾见过南中蛮族进贡的琥珀,里面裹着一只两千年前的蚊子。那时他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或许就像这琥珀里的蚊子,再怎么挣扎,终究逃不过被时光凝固的命运。
“先生在广汉时,可见过建兴年间的户籍册?”苏临洲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我查过,章武元年,蜀地有户二十万,口九十万。到了景耀年间,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四十多年,人口只增了四万。”
沈砚之的手指猛地收紧,帛书被攥出几道褶皱。他记得自己年轻时,蜀地的稻田一望无际,每到秋收,田埂上的稻草人都插满了沉甸甸的稻穗。可后来北伐一次接一次,他路过祁山时,看见的只有荒芜的田地和衣衫褴褛的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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