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我和妈妈拖着几个塑料袋，像两个被世界遗弃的孤魂，游荡在完全陌生的城市街道上。
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缩短，变幻不定，如同我们茫然的未来。
妈妈的脚步很沉，每一步都像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
她不再流泪，脸上是一种近乎麻木的空洞，只有那只紧紧握着我的手，透露着一丝不肯屈服的本能。
我们身上最后的钱，只够在汽车站附近最破旧的小旅馆里开一个最小的房间。房间阴暗潮湿，墙皮剥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消毒水混合的怪味。
唯一的窗户关不严，冷风嗖嗖地往里钻。
妈妈把塑料袋放在墙角，那点微薄的行李甚至占不了多少地方。
她让我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单人床上，自己则站在房间中央，茫然四顾，仿佛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月桐，饿不饿？”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
我不敢说饿，只是很懂事的摇摇头，其实胃里早已空得发慌，但巨大的悲伤和恐惧压倒了生理上的饥饿。
妈妈沉默了一下，从其中一个塑料袋里翻出半个路上没吃完的干面包，递给我：“先垫垫，明天……明天妈妈就去找工作。”
她说的很坚定，像是在给我打气，也像是在逼迫自己必须立刻站起来。
那一夜，我们挤在那张窄小冰冷的床上，盖着散发着异味薄被子，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和隔壁房间模糊的动静，谁都没有睡着。妈妈的身体一直在轻微地发抖，我不知道她是冷，还是仍在无声地哭泣。
天刚蒙蒙亮，妈妈就起来了。
她用旅馆公用的、冰冷刺骨的水龙头仔细给我们俩擦了脸，把头发梳理得尽量整齐，换上了我们最干净但依旧显得单薄的衣服。
“月桐，乖，跟妈妈出去。”
她拉起我，“我们去找工作，找到工作，就有钱吃饭，有钱租房子了。”
她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有一种孤注一掷的亮光。
接下来的三天，成了我记忆里最漫长、最冰冷的寒冬。
妈妈带着我，走遍了那条街和邻近几条街所有可能招人的地方。
小餐馆、快餐店、便利店、洗衣房、甚至工地……她逢人就问，语气谦卑甚至带着哀求：“老板，您这里需要人干活吗？我什么都肯干，洗碗、扫地、端盘子，我都能做，工钱少一点也没关系……”
然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在扫过妈妈苍白但难掩清秀的脸庞后，最终都会落在我身上。
然后，就是千篇一律的、冰冷的拒绝。
饭店老板皱着眉头，一边颠勺一边不耐烦地挥手：“走走走！我们这忙得很，没空帮你带孩子！你带着个孩子怎么干活？”
便利店的女店主管量着我们，语气刻薄：“我们这可是要上夜班的，你带着个半大孩子算怎么回事？出了事谁负责？不行不行。”
洗衣房的老板倒是犹豫了一下，但看着瘦小的我，还是摇了摇头：“我这儿都是重活儿，蒸汽又大，孩子受不了的。你去别家看看吧。”
甚至我们去到一个建筑工地，想问有没有做饭或打扫的活儿，包工头叼着烟，用一种极其露骨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妈妈，最后嗤笑一声：“哼，这年头……带个拖油瓶，还想来找活儿干？这样，你陪老子睡一觉，老子倒可以考虑给你点钱！”
妈妈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她死死咬着嘴唇，一把拉起我，几乎是逃离了那个地方。
一次次的拒绝，像一盆盆冰水，兜头盖脸地浇灭妈妈眼中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光亮，她的腰背不再挺直，眼神开始躲闪，语气里的那点希望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我跟着妈妈，一次次满怀希望地走进一家店门，又一次次在别人嫌弃的目光和冰冷的话语中退出来，那种“我们是多余的是累赘”的感觉，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绕着我，勒得我几乎无法呼吸。
“拖油瓶”三个字，如同噩梦，在我耳边反复回响。
第三天下午，天空又飘起了冰冷的雨丝。
我们又冷又饿，身上的钱几乎花光了，连那个破旧的小旅馆也住不起了。妈妈站在一家已经拒绝过我们的餐馆屋檐下，看着淅淅沥沥的雨，眼神里是彻底的绝望和茫然。她握着我手的手，冰凉得像一块铁。
我抬头看着她苍白消瘦的侧脸，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黏在额头上，显得那么脆弱。
我的心痛得像要裂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无处可去了。
就在我们几乎要被这冰冷的雨水和世界彻底冻僵的时候，妈妈的目光无意识地扫过街角一家小小的店面。
那是一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饺子馆，门面旧旧的，招牌上“好再来饺子馆”几个字都有些褪色了，玻璃窗上蒙着一层水汽，隐约能看到里面温暖的灯光和零星几个食客。
这附近，只有这家店我们还没问过。
妈妈犹豫了一下，几乎是凭借着最后一点本能，拉着我，推开了那扇沉重的玻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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