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哥没回答，端起米酒又喝了一口。
我在旁边忍不住笑出了声。胖子这个人，平时谁说他胖他都不在乎，但小哥说他胖，他就在乎了。不是说他在小哥面前玻璃心，而是小哥这个人轻易不评价别人，他一旦评价了，就说明那个评价是客观的、准确的、不容反驳的。所以胖子听到“胖”这个字的时候，没法反驳，因为确实胖，只能瞪一眼表示抗议。
二叔看着我们三个人斗嘴，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我总觉得他的眼神比平时柔和了一些。那种柔和不是那种明显的、外露的柔和，是藏在很深处的、只有仔细看才能看到的一点点温度。他坐在那里，背后是柿子树光秃秃的枝丫，头顶是圆圆的月亮，面前是三个在斗嘴的晚辈，手里端着一个空了的酒杯。这个画面如果被拍下来，大概会是一张很不错的照片——一个老人家，在元宵节的夜晚，坐在自己晚辈的院子里，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们闹。
但没有人拍照。我们都只是坐在那里，让那个画面自己留在记忆里。
夜越来越深了，风也越来越凉。二月的夜晚还是冷的，虽然有灯笼的暖光和月光的银辉，但那种冷是从地面往上冒的，透过鞋底传到脚底，再慢慢地往上爬。我把外套的拉链往上拉了拉，胖子注意到了，说：“冷了？要不要进屋坐？”
我说：“不用，再坐一会儿。”
胖子就没再说什么，站起来进屋拿了一条毯子出来，扔给我。我接过来，盖在腿上，毯子是那种毛茸茸的珊瑚绒毯，很软很暖，是胖子从网上买的，买回来的时候说“这个毯子太好用了我要再买两条”，结果到现在也没买。
小哥看到我盖上毯子，把他那边的一个靠垫拿过来，塞在我腰后面。我靠上去，靠垫软硬适中，刚好填补了藤椅靠背和腰之间的空隙，舒服得我差点哼出声来。
我看了他一眼，他没看我，正在看天上的月亮。月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清晰——那道从额头到鼻梁的线条，那个微微抿着的嘴唇，那个线条利落的下颌。他的眼睛里有月亮的倒影，亮晶晶的，像是两颗很小很小的星星落在了他的瞳孔里。
我赶紧移开了目光，假装在看院门上的灯笼。
灯笼还在晃，红色的光晕在夜风中摇来摇去，把院门的影子投在地上，忽长忽短的，像一只在跳舞的红色的蝴蝶。巷子里传来远处人家的笑声，隔着几堵墙，声音变得很轻很轻，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二叔，”胖子又开口了，这次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不那么咋咋呼呼了，带着一点正经的味道，“您这次回北京，除了接黎簇那小子，还有别的事吧？”
二叔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是不是公司的事？”胖子问。
二叔沉默了几秒，说：“有点事要处理。”
“严重吗？”
“不严重。”
胖子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二叔说“不严重”，那就是真的不严重，他不会把严重的事说成不严重来安慰我们，他说不严重就是在他自己的判断标准里真的不严重。但能让二叔亲自去北京处理的事，再怎么不严重，也不会是小事一桩。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有点担心，但又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二叔处理了一辈子事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他既然说“不严重”，那就肯定在他能掌控的范围内。我应该做的不是瞎操心，而是相信他。
“二叔，”我说，“您到了北京之后，帮我跟小花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那个人，忙起来不要命的。”
二叔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那么一点——我说不上来——像是“你自己怎么不跟他说”的意思。但他没说出口，只是点了点头，说：“好。”
我又想了想，说：“还有那个谁——算了，没什么。”
二叔没追问，他知道我说的是谁。有些事情，说出来也没什么意义，不说也没什么损失，那就干脆不说了。
胖子在旁边忽然叹了口气，说：“唉，二叔这一走，院子里又冷清了。小哥不说话，小天真也不怎么说话，就我一个人说话，跟唱独角戏似的。”
我说：“你不是唱独角戏，你是演相声，我跟小哥是观众。”
胖子瞪了我一眼：“你那嘴就不能消停会儿？”
“你先消停的。”
二叔看着我们斗嘴，这次终于没忍住，嘴角的弧度比之前大了那么一点点。不是笑，但已经是二叔能给出的、最接近笑的表情了。我看到那个弧度的时候，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很暖的东西，像是有人在心脏的位置点了一个小炉子，炉火不大，但刚好够让整个人都变得暖洋洋的。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月亮从东边升到了头顶，又从头顶慢慢往西边移。星星也多了起来，大概是月亮的光没有那么强了，那些被掩盖的星星就又露了出来，一颗一颗的，密密麻麻的，像是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钻石。院子里的灯笼还亮着，但里面的电池大概快没电了，光线比刚才暗了一些，红色的光晕也变得有些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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