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大厦的玻璃穹顶有多处巨大破损，像是被巨兽啄瞎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天空。柏林墙的遗迹依然零星存在，但早已失去了所有政治意义，新的、更高更厚的无形之墙存在于每个幸存者的心中——那是对陌生人的极度不信任，对任何外部声响的恐惧性沉默。
城市的许多角落，依然清晰可见灾难初期军队试图建立防线又迅速崩溃的惨烈痕迹：被击毁后焚毁的豹式坦克残骸、布满弹孔的水泥路障、沙袋墙早已腐烂发黑，以及大片无法处理只得就地焚烧感染者后留下的焦尸痕迹，那恶臭似乎已渗入土地，永不消散。
阿姆斯特丹的运河网络，昔日的风景明信片，变成了滋生蚊虫、病菌和恶臭的停滞水沟，运河两旁倾斜的美丽山形墙建筑大多空空如也，玻璃破碎，自行车王国的景象被数以万计散落锈蚀的车架所取代，如同某种现代艺术雕塑群。
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楼，贝尔莱蒙大楼，文件如雪花般散落一地，在无孔不入的潮湿空气中化为苍白粘稠的纸浆，象征着旧秩序那彻底的、近乎可笑的终结，曾经关于团结与进步的宏伟叙事，最终败给了最原始的生存本能。
西欧大地上的感染者数量依然庞大，但绝大多数是行动迟缓、日益干瘪的“标准模型”。它们像受到微弱磁力指引的铁屑，又像遵循某种潮汐规律，在城市的街道、乡村的公路、废弃的田野间无意识地、永无止境地游荡，依赖着某种残存的、最低限度的生物本能寻找着一切可能食用的东西。
罕见变异体的出现，往往能引起局部幸存者社群的巨大恐慌与崩溃，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了应对这种超越日常经验之威胁的集体组织能力、武器储备和勇气
地中海依旧蔚蓝，阳光依然慷慨而灿烂，但照耀着的却是一片巨大的、露天的、缓慢死亡的文明废墟。
古典时代的荣光、中世纪的信仰、文艺复兴的杰作与巴洛克的奢华，一同在无可抗拒的腐朽中走向平等的、寂灭的终点。
罗马，永恒之城，斗兽场的巨石缝隙中长出顽强的灌木和小树，昔日角斗士与猛兽搏杀洒下热血与荣耀的沙土地面，如今成了野狗、狐狸和变异生物的巢穴。
特莱维许愿池早已干涸见底，池底堆满了氧化发黑的硬币、破碎的酒瓶和垃圾。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广场空无一人，只有成群肥硕的鸽子偶尔起落。
教堂巨大的青铜门洞开，内部昏暗阴森，所有贵重物品、金器、圣物早已在混乱初期被抢掠一空，只剩下无法搬走的湿壁画和宏伟雕塑，在地中海的潮湿空气中日渐剥落、彩漆褪色，圣徒与先知的面容模糊，仿佛也在为这末世哀悼。
西班牙台阶上坐着的不是悠闲的游客，而是几只衣衫褴褛、皮肤干裂的感染者，茫然地对着空荡的破船广场方向张望。
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战争、风化和工业污染后，似乎终于在这场末世里获得了某种悲凉的、永恒的平静——如果没有那些在残存的多立克柱间蹒跚行走、偶尔撞击古老石块的腐烂身影的话。
爱琴海岛屿大多死寂，昔日的蓝白相间、游人如织的旅游天堂，如今沦为只有海风呼啸的鬼蜮，港口的游艇和小船沉默地腐烂、沉没。
伊比利亚半岛阳光猛烈，紫外线无情，加速着一切有机物的分解。马德里、巴塞罗那的宽阔街头，尸体和废弃物更快地变成白骨和尘埃。幸存者更多地退缩到贫瘠的山区或沿海易于防御、便于获取鱼类资源的小村镇，依靠有限的、退化的农业和渔业生存，社群规模极小，彼此隔绝，用怀疑和恐惧的目光打量任何试图靠近海岸线的陌生帆影。
南欧的感染者似乎也受到了酷烈环境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显“干瘪”，水分快速流失，皮肤皮革化，活动能力在烈日下进一步降低，常常成堆地蜷缩在建筑物的狭窄阴影里，像一堆堆等待最终风化分解的有机垃圾，唯有在夜晚降温时，才会开始更活跃一些的游荡。
东欧大地，这片在二十世纪承受了太多苦难的区域，在末世中迎来了它的第二次死亡。先是旧时代意识形态铁幕的撕裂与创伤，紧接着又是末世病毒的无情收割，使得这片土地显得格外苍凉、沉重，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悲怆与坚韧。
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这些美丽而坚韧的中古明珠城市，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深度死寂。华沙老城精心重建的彩色建筑黯然失色，街道上散落着旧时代的宣传册页与破碎的琥珀饰品。
东欧广阔无垠的平原上，废弃的集体农庄大型机械锈蚀在荒芜的田野里，如同巨兽的化石。无人收割的庄稼经历了几度枯荣轮回，最终被生命力更强的野草、灌木丛所取代。广袤的森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扩张，贪婪地吞噬着公路、铁路和废弃的村庄，成为了狼群、熊、猞猁以及各种未知危险的新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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