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上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哭喊求救声、呛水声、感染者水下的嘶吼声不绝于耳，几艘意大利海警的快艇和军舰上的救生艇被放下，但他们只是在相对安全的距离外徘徊。
艇上的士兵用枪口指着水中挣扎的人群，严厉呵斥任何试图靠近的幸存者，他们的指令清晰而冰冷：未经检查和隔离，任何人不得上艇！无法判断谁已被感染！
绝望的幸存者们只能靠自己。李建国、孙工和小刘三人幸运地抓住了一块从炸毁的救生艇上散落的大块木板。他们死死抱住这唯一的救命稻草，看着周围那些逐渐无力挣扎、沉入海底的同伴，看着被血色染红的海水，看着那些冷漠徘徊的救援船只，心早已凉透。
更恐怖的是，血腥味吸引了海洋的掠食者。鲨鱼的背鳍开始出现在周围，引起新一轮的惊恐尖叫，不时有人被猛地拖下水，短暂的挣扎后，海面上只留下一片迅速扩散的猩红。
他们三人凭借着一股不肯熄灭的求生意志，拼命划水，向着那片看似咫尺天涯的海岸线游去。
冰冷的海水不断带走他们的体温，力气在飞速流逝。最终，只有不足三十个最为强壮和幸运的幸存者，熬过了炮击、溺毙、感染者和鲨鱼的多重筛选，如同死狗一般爬上了意大利——或者说，西西里岛边缘一处荒凉偏僻的海滩。
精疲力竭地瘫倒在粗粝的砂石上，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刺眼的探照灯光和严厉的意大利语呵斥声就包围了他们。一队穿着全身防护服、荷枪实弹的士兵早已严阵以待。
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怜悯。他们这些侥幸生还的人，被粗暴地驱赶起来，用塑料扎带反绑双手，蒙上眼睛，塞进密闭的卡车车厢，运往一处临时设立在废弃工厂里的隔离营。
那里只有冰冷的铁丝网、简陋的帐篷、极其有限的食物配给和毫无人情味的每日身体检查。恐惧和猜忌在幸存者之间蔓延，任何人出现发烧或异常行为，都会立刻被带走，再无音讯，他们像牲口一样被观察、被筛选。
两周后，李建国、孙工和小刘，以及其他二十几个最终被确认为“未感染”的幸存者，被释放了。没有道歉，没有安置方案，只是被告知“隔离解除”，然后就被几辆卡车拉到了墨西拿市边缘那片巨大的、混乱不堪的贫民区——“洼地”。
当他们站在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到处是破烂窝棚和麻木面孔的街道上时，恍然意识到，他们只不过是从一个地狱，跳进了另一个更加漫长、更加绝望的地狱。
他们找到负责此处的、效率低下的难民登记点（一个设在旧车库里的办公室），再次艰难地表明身份：“我们是中国人！中国铁路工程师！我们想回国！联系大使馆！”
办公桌后面那个臃肿的、不耐烦的意大利官员头都没抬，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回道：“中国人？非洲来的？哼。护照？签证？”
他们的证件早已在漫长的逃亡中丢失殆尽。 “大使馆？早没了！现在哪还有大使馆？全世界都他妈一个样！航班？船？早就停了不知道多久！回不去！都回不去！”
他粗暴地扔给他们三张粗糙的、印着编号和基本信息的硬纸片——“临时居留证明”，也是领取微薄救济食物的凭证。 “找个地方待着，别惹事。工作？自己去找，城里或许有零工。记住，在这里，没人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希望彻底破灭。他们不仅被困在了西西里，更被困在了这文明社会的最后层。
他们的技能——绘制精密图纸、计算桥梁荷载、操作大型工程机械——在这里一文不值。这里需要的是能扛大包的力气，是能钻进下水道清理污垢的忍耐力，是能偷抢拐骗的“生存智慧”，而他们的东方面孔，在这片混乱中，成为了明显的、容易被欺辱的目标。
强烈的、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无处不在。找工作时，即使是最脏最累的活，工头也优先考虑本地人或北非人，给他们的工钱永远最低，还时常被恶意克扣。走在街上，时常会有不怀好意的目光和充满蔑视的称呼（“Cinese di merda!” - 狗屎中国佬）。领取救济食物时，他们总是被挤到最后，分到的往往是最差的部分。
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放下所有曾经的知识和尊严。李建国和孙工去码头上扛过货，去建筑工地搬过砖，去垃圾场分拣过可回收物。
小刘年轻些，偶尔能找到一些修理简单电器或水泵的零活，但收入同样微薄，他们租不起哪怕最破旧的房子，只能和其他十几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一起，挤在一个废弃车库改造的大通铺里，忍受着拥挤、潮湿和永无休止的争吵。
就在他们抵达“洼地”大约半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遇到了两个同样黑头发黄皮肤的年轻人。试探性的中文交流后，双方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阿斌，一个叫小陈，是来自云南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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