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获得了燃料补给以后，再次充满了力量，沿着贯穿意大利北部的铁路线，坚定地向东驶去。车厢内暂时摆脱了饥饿与燃油危机的阴影，氛围轻松了不少，孩子们的脸上恢复了些许红润，大人们也终于能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然而，行驶在这片古老的大陆上，一种与北美截然不同的氛围始终萦绕着他们，尤其是对于艾琳娜·沃克博士这样敏锐的观察者而言。
窗外的景色飞逝，不再是北美那种核爆与高烈度变异生物肆虐后的极端废墟景象，而是一种更深沉、更缓慢的腐朽。曾经肥沃的波河平原，如今被一片片望不到边的、高达一两米的荒草和肆意滋生的灌木丛所覆盖。
偶尔能看到废弃的农舍如同白色墓碑般点缀其间，田埂和灌溉系统早已被自然之力抹平，这不是瞬间的死亡，而是一场持续了六七年的、静默的葬礼。
更让艾琳娜陷入沉思的，是沿途所见到的零星感染者。
“你们发现了吗？”在一次团队简单的会议上，艾琳娜推了推眼镜开口，“欧洲的感染者，与我们之前在北美遭遇的，似乎...不在一个‘进化阶段’。”
她的话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霍云锋、马库斯等人仔细回想，确实如此。北美大陆的感染者，尤其是疫情爆发初期，其变异是剧烈而恐怖的，他们记得那些感染者皮肤会变成一种毫无生机的、水泥般的深灰白色，指甲变黑变脆。
在转化过程中，昏迷的人类会突然睁开眼皮，露出布满蛛网般血丝、瞳孔缩成可怕红点的眼眸，牙龈和眼角会渗出暗红色的血液。转化完成后，它们行动迅捷，力量惊人，充满了原始的破坏欲，而更可怕的，是那些特化变异体，比如...
而欧洲的这些... “它们更像...‘标准模型’。”艾琳娜继续分析，她调出平板电脑里存储的诺克顿早期资料和她的观察笔记，“行动普遍迟缓，身体干瘪，呈现出一种...嗯...更像是自然腐烂和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萎缩。
攻击性似乎也更多源于基础本能，而非那种被高度激化的、狂暴的掠食欲望。最重要的是，我们几乎没有在这里观察到北美那种大规模、高度特化的变异体，比如跃行者（Leapers）、蛮兽（Bruisers），更不用说指挥型（Directors）了。”
“为什么？”陆雪问道，“病毒不是一样的吗？”
“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艾琳娜眼中闪烁着科学探究的光芒，“根据病毒学，尤其是RNA病毒的特性，它在传播和复制过程中非常容易发生突变，但突变的方向并非总是趋向于‘更强’或‘更致命’。”
她开始用更通俗的方式解释：“想象一下，病毒就像一把钥匙，它要进入人体细胞这把锁。在北美，最初爆发的病毒可能是一种‘万能钥匙’（原型毒株），它能非常粗暴地打开锁，迅速复制，导致宿主快速而剧烈的变异或者死亡，这被称为高毒力（High Virulence）。但这种高毒力有时对病毒本身的广泛传播并不利，可能因为宿主死得太快，反而限制了病毒扩散的机会。”
“而在欧洲，”她指着窗外，“病毒可能是通过多次传播后才到达的。在这个过程中，病毒可能发生了某种‘毒力-传播力权衡（Virulence-Transmission Trade-off）’。某些突变株可能变得更容易传播（例如通过空气飞沫更稳定、潜伏期更长让宿主能走更远），但代价是毒力相对减弱。它更像一把‘更精细的钥匙’，能悄悄打开锁，潜伏更久，让宿主存活更长时间（变成行动迟缓的感染者），从而有机会去感染更多的人，这是一种进化上的选择压力结果。”
她进一步类比：“就像埃博拉病毒，有扎伊尔型（死亡率极高）和雷斯顿型（对人类几乎无害）等不同毒力的亚型，也许，‘大变异’病毒也存在类似的亚型或演化分支。北美可能是高毒力亚型的重灾区，而欧洲流行的是另一种更高传播性、但相对低毒力（指急性转化和特化变异程度）的亚型。当然，这只是初步假设，缺乏足够数据支持。”
李建国若有所思：“所以，不是欧洲的病毒‘弱’，而是它可能‘选择’了另一种更狡猾、更注重长期生存和传播的策略？”
“可以这么理解。”艾琳娜点点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没有出现北美那样恐怖的‘生态系统’——因为病毒在这里的‘投资策略’不同，它没有‘浪费’太多能量去催化宿主产生那些消耗巨大的特化变异形态，而是更倾向于维持一个庞大的、缓慢移动的‘病毒库’。”
这番分析让众人对眼前的困境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欧洲的威胁，或许不像北美那样直接而暴烈，但却更加无处不在，如同一种缓慢蔓延的霉菌，侵蚀着文明的根基。他们也下意识地认为，那些北美常见的恐怖变异体，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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