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马克西米利安·冯·施特恩，德意志联邦国防军少校。当我受命时，柏林上空正盘旋着的不是往日和平的鸽群，而是军用运输机和攻击直升机沉重的轰鸣，以及远方隐约传来的、令人不安的爆炸声。城市的繁华街道此刻被路障、沙袋和坦克履带碾碎的铺路石所取代，一种冰冷的、铁锈般的恐惧弥漫在空气中，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所在的部队，第9装甲教导旅下属的一个混合战斗群，奉命在柏林东部的卡尔肖斯特（Karlshorst）区至特雷普托（Treptow）公园一带建立一道最终防线。
这里曾是苏军攻克柏林后签署投降书的地方，历史在此刻仿佛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我们的任务代号“铸铅行动”（Operation Bleigie?en）——一个带着不祥寓意的名字。目标并非胜利，而是“最大限度迟滞”，为联邦政府、科研核心以及残存的指挥体系通过空中和尚未完全切断的高速公路网向南方（巴伐利亚山区甚至更远）撤离，争取极其有限的“黄金48小时”。
“施特恩少校，”那位从波茨坦赶来的、面色灰败的联邦国防部高级官员，在临时指挥所里对着我和其他几位校官说道，他的手指重重地点在柏林城防图上，“柏林将成为熔炉，吸引并消耗它们的主力。你们的坚守，是德意志秩序最后的壁垒，为国家保留复兴的火种。祖国期望你们尽到职责（Die Vaterland erwartet, dass Sie Ihre Pflicht erfüllen）。”
“职责”（Pflicht）。这个词承载着普鲁士军官团几个世纪的重压。我看着窗外，士兵们——我的士兵们，那些大多和我一样相信纪律与秩序的年轻人——正在市民的帮助下，用最后的混凝土浇筑反坦克障碍“龙牙”，设置诡雷，架设铁丝网。他们信任命令，信任国家。而我，必须带领他们执行一项自杀式的任务。
我的副官，装甲兵上尉卢卡斯·克劳泽，一个来自汉诺威的硬汉，低声咒骂道：“该死的官僚，他们坐着‘台风’战机去了阿尔卑斯要塞，却让我们在这里用血肉之躯喂那些怪物。”
“克劳泽上尉，”我制止了他，声音因缺乏睡眠而沙哑，“执行命令。我们的职责是保护撤离通道，守卫这座城市直到最后时刻。讨论无益。”
我带领士兵迅速构建防线，豹2A7主战坦克、Puma步兵战车和PzH2000自行火炮被精心部署在十字路口和开阔地带。步兵则占据坚固的公寓楼和苏联时期留下的厚重建筑，物资相对充足，得益于柏林作为预设防御节点的储备，但一种不祥的预感如同柏林冬日的阴云，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最初的接触战残酷而直接，感染者——不再是新闻简报里轻描淡写的“暴力病患者”——它们的力量和速度超乎想象。通过望远镜我看到，一个感染者竟用路牌的铁杆生生撬开了一辆装甲车的侧舱门！它们的协同性也在增强，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像狼群一样有组织的扑击。
压力从四面八方而来，无数难民试图冲破我们的防线，涌向据说还在起飞的运输机，混乱中夹杂着哭泣、祈祷和歇斯底里的尖叫。士兵们尽力甄别，但恐慌如同瘟疫，摧毁了一切秩序。
“少校！东面！弗兰克furter Allee方向！潮水！黑色的潮水！”通讯兵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惊恐。
我举起观测镜，景象让所有人骨髓发冷。宽阔的弗兰克furter Allee大街尽头，一股由扭曲人体组成的洪流正汹涌而来！它们奔跑、爬行、翻滚，数量之多，一眼望不到尽头！最可怕的是，其中一些变异体的速度，甚至快过奔马！
“所有单位！自由开火！PzH2000！高爆弹！覆盖街道！拦住它们！”我对着无线电声嘶力竭地吼道，打破了所有关于节约弹药的条令。
地狱之门就此洞开。
PzH2000自行火炮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155mm高爆弹如同重锤砸入汹涌的潮水前端，瞬间将数百个感染者炸成四处飞溅的血肉碎片！豹2A7的120mm滑膛炮发出短促精准的点射，每一炮都能在密集的队形中开出一个短暂的、充满残肢断臂的空洞，机枪和步枪的火力如同灼热的铁梳，一遍遍犁过冲锋的队列。
但是，毫无用处。 前面的被炸碎，后面的立刻无穷无尽地填补上来！它们似乎完全没有恐惧，只有吞噬一切的本能！炮声和爆炸声非但没有吓退它们，反而像是一种吸引，让更远处的同类更加疯狂地向这里汇聚！
“Mein Gott! Was ist das?”（我的上帝！那是什么？）一个机枪手在频道里尖叫，他的阵地瞬间被几个感染者淹没。
士兵们且战且退，从开阔地退入预设的街区防御点，每一步后退，都伴随着建筑物的倒塌和士兵的伤亡。夜幕降临，柏林没有陷入黑暗，反而被炮火、爆炸和燃烧的车辆照得如同白昼，枪炮声是这座城市唯一的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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