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始六年的初冬，第一场细雪悄然飘落洛阳，将宫阙的琉璃瓦覆上一层薄薄的素白，为这座日益繁华的帝都平添了几分肃穆与清冷。南宫兰台之内，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空气中的寒意，却驱不散袁术眉宇间那缕深沉的思绪。
他刚刚批阅完一批关于各地秋收后户籍、赋税的最终奏报，那上面一行行令人振奋的数字，标志着“武始之治”已然扎根。然而，成就越是斐然，他心中那份源于后世灵魂的警惕便越是清晰。他深知，再辉煌的盛世，若不能留下真实的记录，不能为后世提供清晰的经验与镜鉴，终将如沙上之塔，容易倾颓，其兴衰得失也难免湮没于历史的尘埃，或被后人随意涂抹。
这一日，他特意召来了丞相鲁肃、司徒张昭，以及几位以学识渊博、品性刚直着称的老臣和学者，如曾参与编撰《武始律》的杜袭，以及一位名叫周生烈的宿儒。
“诸卿，”袁术放下手中的朱笔，目光扫过在场众人，声音在温暖的殿宇中显得格外清晰，“自朕登基以来，与诸卿及天下臣民同心戮力，至今已六载。其间，有创业之艰辛，有治国之探索，有成有败，有得有失。如今局面初定，府库渐盈，然朕常夜不能寐，思之再三。”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凝重：“前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然则，若史册失实，或记载散佚，后人又将何以镜鉴？汉室之衰，非一日之寒，其间多少弊政、多少教训，若当时能有详实直笔之记录，警示后人，或可免日后崩乱之祸乎？”
鲁肃闻言，微微颔首：“陛下深谋远虑，臣等拜服。确实，治国如同行舟，需时刻明了自身所处，亦需知晓来路之险滩与顺流。修史存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张昭也接口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史官之责，在于不虚美，不隐恶，如实记载，使后世统治者知所敬畏，知所趋避。陛下欲修史以明得失，实乃圣王之举。”
袁术见核心重臣皆表赞同，便抛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故此，朕决意，于兰台之外，另辟一处清静之地，设立‘史馆’，专司修史之事。首要之务，便是编纂《武祖实录》！”
“武祖？” 几位老臣微微一愣，随即明白这是陛下为自己预备的庙号（谥号），取“止戈为武，肇基开祖”之意，既符合其武功定鼎之事迹，亦寓含了开创基业之地位。
“不错。”袁术肯定道，“《武祖实录》，便从朕于寿春起兵开始，直至今日，详记其间重大事件、决策原委、政令推行之成效、重要战役之经过、以及诸臣之功过言行。务必求其‘实’！朕之功，不必夸大；朕之过，亦不必讳言。譬如当年淮南困顿，粮草不济；譬如推行新政之初，各方阻力；譬如某些决策，若事后看来或有欠妥之处，皆需秉笔直书！”
他目光锐利地看向那几位被选中的学者，尤其是以耿直着称的周生烈：“史笔如铁，非为朕一人之传记，乃为天下后世之法鉴！朕要后人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会犯错也会改正的袁公路，是一个群策群力、共同开创时代的历程，而非一个被神化、毫无瑕疵的泥塑木偶！唯有真实，方有力量；唯有直面得失，方能真正以史为鉴！”
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让在座所有人都为之动容。自古以来，君王多喜歌功颂德，忌讳提及自身过失，如袁术这般主动要求记录甚至暴露自己“欠妥之处”的，实属罕见。周生烈原本古井无波的脸上，也闪过一丝惊异与敬佩，他起身深深一揖：“陛下有此胸襟气度，真乃史家之幸，后世之幸！臣等必当恪尽职守，以董狐之笔，录千秋之事，绝不敢因畏祸或邀宠而曲笔半分！”
“好！”袁术抚掌，“有周生先生此言，朕心甚安。” 他随即对修史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由德高望重的杜袭总领史馆事务，周生烈为主笔，另选调一批精通文史、擅长考据、品性端正的官员和学者入馆。史馆独立于其他行政机构，所需档案、典籍，包括尚未归档的臣子奏章、皇帝批示（需去除敏感军事、外交机密），皆可调阅查询。甚至允许史官在一定范围内，采访相关事件的亲历者，如鲁肃、阎象等重臣，以及一些中下层官吏、乃至退役老兵，以求多角度还原历史真相。
“《武祖实录》为当代史，需尽快着手，力求详备。”袁术最后补充道，“待《实录》修撰有一定基础，史馆便可开始筹划编修更为宏大的《仲朝国史》，上溯仲朝建立之源流，下及后世，成为我大仲之正史。其体例、断限，可由诸公详议。”
诏书很快颁布，史馆的设立在朝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大多数有识之士对此举表示赞赏，认为这彰显了新朝的气度与自信。但也有些许杂音，私下议论皇帝是否“自曝其短”，或担忧史官权力过大，记录某些臣子的“不当言行”会影响其身后清誉乃至家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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