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四月的深圳，空气里已经有了初夏的潮热。
坪山工业园的大门口，那面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旗杆下，十几辆墨绿色的军用卡车排成长龙，引擎未熄，发出低沉而均匀的轰鸣。
车厢用厚重的帆布篷盖得严严实实，只在颠簸时，能听见里面金属与木箱沉闷的磕碰声。
更多的，是人。
从卡车上下来的人，男女老少都有，但多数是中年男人。
他们穿着款式各异的呢子大衣或旧西装，有些戴着眼镜，有些头发花白，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还有一丝掩藏不住的、踏入陌生土地时的警惕与茫然。
他们的行李很简单，大多是皮箱或藤条箱，但有些人的手里，紧紧攥着鼓囊囊的公文包，指节都泛白了。
李平安站在研发中心大楼的台阶上，看着这一幕。
阳光刺眼，他微微眯起眼睛。身后站着李耀宗、何晓、陈安邦，还有匆匆从香港赶回的周文彬。所有人都屏着呼吸，看着这支沉默而奇特的“车队”。
最后一辆吉普车停下，陈江河跳下车，快步走过来。他脸上带着风霜，眼眶深陷，但眼睛亮得惊人。
“哥，人……都带回来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压不住那股兴奋，“一共一百四十七人。专家六十九名，家属七十八人。还有……那些东西。”
他回头指了指那些卡车。
李平安点点头，没说话。他走下台阶，走向那群刚刚落地、聚集在一起有些不知所措的苏联人。
伊万诺夫站在人群最前面，他换了一身略显紧绷的西装，试图挺直腰板，维持着军人最后的体面。他身边站着几个气质明显不同的人——一个头发全白、戴着厚眼镜的老者，正打量着远处的厂房；一个身材瘦削、目光锐利的中年人，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裤缝。
“伊万诺夫先生，一路辛苦。”李平安伸出手，用的是俄语。这几个月，他突击学了些简单的俄语。
伊万诺夫明显愣了一下，随即紧紧握住李平安的手。“李先生，我们……到了。”他的中文生硬，但足够清晰。
李平安转向他身后的专家们，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写满故事的脸。
他用清晰的、放缓的语调，通过旁边的翻译说道：“各位专家，同志们。欢迎来到中国，来到深圳，来到万象。这里，将是你们的新家，也是你们事业的新起点。”
翻译的声音落下，人群中响起一阵低低的、交头接耳的俄语声。
有人松了一口气，有人眼里闪过怀疑，更多的人，目光投向了那些崭新的厂房和那栋白色的研发大楼，那里有他们熟悉又陌生的机床轮廓。
震惊，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万象集团内部激起了滔天巨浪。
接下来的几天，工业园仿佛变成了一个精密的蜂巢，高速运转，却又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亢奋。
卡车里的“东西”被小心翼翼卸下。那不是普通的货物，是打包得极其严密的图纸——成捆的、泛着陈旧纸张气息的蓝图；是沉重的木箱，打开后露出包裹在防震材料中的精密仪器零件；甚至有几台被拆卸开、标记好序号的实验性机床核心部件。
空气里弥漫着机油、旧纸张和异国尘土混合的奇特气味。
而比这些“死物”更让人震撼的，是那些活生生的人。
材料实验室里，那位白发老者——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曾是苏联某尖端材料研究所的负责人，此刻正用微微颤抖的手，抚摸着国内尚未普及的扫描电镜外壳，用俄语快速地对旁边的中国助手说着什么，助手一边疯狂记录，一边忍不住露出震惊的表情。
机械装配车间，几个苏联工程师围着一条从日本引进、尚未完全吃透的汽车生产线，指指点点，激烈讨论。
很快，一份用中文和俄语双语标注的、长达十几页的工艺优化建议书，就摆在了何晓的桌上。建议直指痛点，有些思路闻所未闻。
李平安站在新建成的“专家公寓”楼顶，俯瞰着整个园区。
这片他一手打造的产业新城，因为这批特殊“移民”的到来，正在注入一种截然不同的、厚重而精密的气质。
“爸，这些人……太厉害了。”李耀宗站在他身边，语气里满是感慨，“他们说的很多概念，我们学校的教材里提都没提过。”
“他们来自一个曾经和美国并驾齐驱的工业帝国。”李平安缓缓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些技术，这些经验，是他们用几十年时间、无数资源堆出来的。现在，是我们的了。”
他沉吟片刻：“不过，不能简单照搬。国情不同，基础不同。消化，吸收，再创新，才是我们的路。”
为了让这些离乡背井的专家真正安心，李平安做出了一个决定。
在工业园生活区西侧，划出一块独立区域，兴建“伏尔加小镇”。
不是简单的宿舍楼，而是按照东欧风格规划的小型社区：红砖尖顶的联排公寓，中央是一个有小喷泉的广场，规划了面包房、售卖俄式香肠和腌黄瓜的小商店，甚至预留了一个东正教小教堂的位置——虽然暂时可能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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