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香港终于从八月的惊涛骇浪中探出头来。
台风过境后的维港，天空蓝得像被漂白剂洗过，连空气中那股混杂了海腥与铜锈的粘稠都消散了大半。
中环码头的天星小轮照常摆渡，船尾拖出的白色浪痕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愈合中的伤口上新生的皮肉。
万象银行顶楼的会议室里，冷气开得很足。
长条橡木桌旁只坐着四个人，四杯龙井茶，四份财务报表，四张神色复杂的脸。
李平安坐在主位，白衬衫的领口解开一颗扣子，袖口挽到小臂。
他面前那杯茶一口没动，几片龙井叶沉在杯底，像疲惫的士兵在战壕里睡着了。
周文彬坐在他右手边。五十一岁的人了，过去这一个月瘦了整整一圈，西装明显空荡了些，但腰板依然挺得笔直。
他的手指在计算器上反复按着同一个数字，像是想通过重复来确认这不是一场幻觉。
李耀宗坐在父亲对面。三十二岁的万象集团总经理，这场金融战役的前线指挥之一，此刻正用拇指摩挲着钢笔的笔帽——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从清华读书时就有了，改不掉。
陈江河坐在最靠窗的位置，阳光斜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
五十七岁，跟李平安打江山三十五年，从轧钢厂保卫科的办事员干到万象外贸的掌舵人，见过的大风大浪不少，但像过去这四十多天规模的战役，他也是头一遭遇见。
沉默持续了大约三分钟。
没有人开口。这间屋子里的人，在过去一个月里调动了八百亿美元，承受了一百亿的账面亏损，接下了价值数千亿港币的股票，打赢了人类金融史上最惨烈的一场保卫战。
可当硝烟散尽，坐在一起算账的时候，却发现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最后还是周文彬先开了口。
“老板，”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把计算器推到桌子中央，“这次金融保卫战总投入，八百四十二亿美元。账面亏损，一百零三亿。”
他顿了顿。
“加上收购英资、私有化退市、增持蓝筹这几块的浮亏，总共……一百二十五亿。”
数字在寂静的空气里漂浮，像一块无形的铅板压在每个人心口。
一百二十五亿美元。
按当时的汇率，超过一千亿港币。
够建五座青马大桥，够盖二十座香港会展中心，够给全香港六百万人口每人发一万六千块。
就这么蒸发了。
不，不是蒸发。是在四十多天的厮杀中，一枪一弹地打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换回了股票、换回了汇率稳定、换回了这座城市活下去的信心。
周文彬抬起头，看着李平安，眼眶微红。
“老板，这笔账……我负主要责任。”
李平安端起那杯凉透的茶，慢慢喝了一口。
苦涩在舌尖化开，然后是一丝若有若无的回甘。
他放下茶杯，看着这位跟了自己二十年的老部下。
“文彬，我问你一个问题。”他的声音很平静，“去年，咱们在香港开会决定调回这笔资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可能会亏？”
周文彬点头。
“知不知道可能会亏这么多？”
周文彬又点头。
“那如果时间倒流，回到去年十二月二十四号，你还会不会做同样的决定？”
周文彬没有犹豫：“会。”
李平安笑了。
那笑容里有欣慰，有骄傲，还有一丝周文彬从未见过的柔软。
“那不就结了。”李平安靠在椅背上，“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你打出去的每一发子弹，不是为了杀敌，是为了保住身后的阵地。现在阵地守住了，你跟我算子弹钱？”
他环视三人。
“一百二十五亿美元，是不少。但咱们从日本、美国拿回来的，是一千三百多亿。扣掉这一百二十五，还剩一千一百多。”
他顿了顿。
“何况，这一百二十五亿，买回来的东西，远不止账面上那堆股票。”
李平安站起身，走到窗前。
阳光把他的背影镀成金色，花白的头发像落了一层薄霜。
“文彬，你算算，这四十多天，咱们到底买回了什么。”
周文彬深吸一口气，翻开面前的笔记本。
这是他二十年来的职业习惯——任何重大决策之后，必须复盘，必须记录，必须把经验和教训都变成白纸黑字，钉在本子上。
“第一，股票资产。”他的声音渐渐平稳，“金管局护盘的主力资金是国家队的，咱们没有参与。但咱们在市场上接的那些抛盘，一共动用了两百三十亿美元，买入了约一千八百亿港币的蓝筹股。”
他翻过一页。
“现在的浮亏是百分之十一，约合二十五亿美元。但这些都是香港最优质的资产——汇丰、置地、和黄、太古、中电、港灯……只要香港经济不崩盘，五年内，这批股票的价值会翻倍。”
李耀宗接话：“而且这部分持股，让咱们成了汇丰、太古、置地的第二大股东。以后这些英资财团在香港做生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无视华资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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