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深秋，荷兰，莱顿。北海来的冷风卷着湿气，掠过运河、风车与古老大学的砖红色屋顶。这座城市，连同这个国家，在刚刚结束的那场将欧洲文明拖入深渊的四年血战中，幸运地维持了中立。此刻，它成了一座孤岛，一个在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上，为数不多的、可供理智与文明短暂栖息的避难所。
莱顿大学数学研究所的门前，气氛异乎寻常。没有盛大的旗帜，没有喧闹的人群，只有一种沉重的、近乎肃穆的寂静。学者们从四面八方陆续抵达，他们步履匆匆，面容大多带着疲惫，衣着朴素，甚至有些寒酸。许多人提着陈旧的手提箱，上面还贴着磨损的旧船票或火车票签。他们彼此相遇时，点头致意，握手有力，但笑容短暂，眼神中交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只有共同经历过巨大创伤才能理解的复杂情绪——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有对逝去同仁的哀伤，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要将断裂的线重新连接起来的坚定。
这里，正在举行第二届黎曼猜想致敬讨论会。
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宣言。当国际数学家大会（ICM）因战争带来的深刻敌意而无限期推迟，当诺贝尔奖的评选也因瑞典学院的谨慎而蒙上政治阴影时，一个纯粹的、专注于数学最深层奥秘的会议，竟然在停战协定签署尚不足两年、欧洲仍处于物质匮乏与精神阵痛之时，毅然决定召开。这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数学共同体核心阶层一种集体意志的体现，一种对自身使命高于世俗纷争的庄严宣示。
“黎曼讨论会”，经过首届苏黎世会议的成功，早已不是普通的学术会议。在数论学家心中，它已超越了ICM的广泛性与诺贝尔奖的公众性，成为一种神圣的仪式，一种精神的朝圣。它是数学界为了解答自身王冠上最璀璨宝石之谜而设立的最高圣殿。只要黎曼猜想一日未解，只要由黎曼父女点燃、经艾莎学派传承的那条探索之路未曾断绝，这场聚会就必须延续。它的召开，与政治气候无关，与战争胜负无关，只与一个永恒的、超越性的真理追求有关。除非地球毁灭，或者黎曼猜想及其所有深刻的推广形式被彻底证明，否则，哪怕炮火连天，也必有学者会想方设法，穿越战线，来到这精神的圣地进行朝拜。这是一种信仰。
场景：圣殿中的伤疤与新生
会场内的景象，比首届会议时少了些许华彩，却多了几分悲壮与坚韧。听众席中，可见许多空位——那是战争带走的才华：有的天才青年陨落在凡尔登的泥沼，有的资深教授在饥寒交迫中病逝。活着的人身上，也带着明显的战争印记：一位法国数学家失去了一条手臂，袖子空荡荡地别在胸前；一位德国教授的脸上添了深刻的皱纹，那是失去亲人和祖国蒙羞的双重打击所刻下。
主席台上，人物的更迭无声地诉说着时代的变迁。大卫·希尔伯特依然在场，但他将主持开幕的重任，交给了更年轻、也更能代表战后和解希望的赫尔曼·外尔。菲利克斯·克莱因年事已高，未能亲临。昂利·庞加莱已于1912年去世，他的缺席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巴黎学派的旗帜由他的弟子们接过。埃利·嘉当安静地坐在前排，一如既往地深邃。哥廷根的希尔伯特学派，剑桥的哈代-李特尔伍德组合，以及来自北欧、意大利、乃至开始有美国东海岸面孔的数学家，构成了会议的主力。第二代艾莎学派的数学家，正式成为了主角。
会议开幕时，没有浮夸的致辞。外尔走到台前，他身材挺拔，目光锐利中带着哲学家般的沉静。他的开场白简短而有力：
“先生们，我们再次聚集于此，并非因为我们遗忘了过去的四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深刻地记得那场浩劫，记得理性曾被如何践踏，我们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唯有对永恒真理的追求，才能赋予人类文明以超越一时疯狂的意义。我们今日在此守护的，不是一国一族的利益，而是人类理性的火种。这座圣殿——黎曼猜想致敬讨论会——之所以必须存在，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高于一切暂时冲突的、对终极和谐的信仰。”
他望向黎曼父女的肖像，继续说道：“伯恩哈德·黎曼指出了星空的方向，艾莎·黎曼为我们描绘了星图。过去的战争试图在地上建造巴别塔，而我们，将继续仰望并追寻数学的星空。本届会议，我们将聆听新一代探索者的报告，看看在沉寂的岁月里，理性的微光如何在黑暗中继续前行。”
外尔的话语，为会议定下了坚守、传承与希望的基调。
首日报告：新一代的进军
会议的报告，清晰地反映了战争的创伤与学术的韧性。由于国际交流的中断，许多工作是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完成的，它们可能不够完美，却充满了在绝境中求索的原始力量。
哈代与李特尔伍德的“圆法”进展：哈代报告了他们在战争期间，如何将圆法应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弱形式”（如证明充分大的奇数是三个素数之和）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他们的工作展示了圆法在处理加性数论问题上的巨大威力，也透露出一种信息：即使在孤立环境下，基于深刻分析直觉的研究依然可以结出硕果。哈代的报告充满英式的冷静与自信，但熟悉他的人能从中听出一种庆幸——庆幸自己与李特尔伍德这样的伙伴能安然度过战争，并保持了学术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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