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学者采取了观望态度，他们尊重外尔的远见，但不会轻易放弃自己驾轻就熟且已被证明极其强大的工具。他们更可能的态度是：“让哥廷根的人先去探索吧，如果他们真能用流形法算出比我们更好的结果，我们再转向不迟。”
三、 顶尖权威的深邃审视：格局与远见
站在学科之巅的巨头们，其反应则更具战略性和历史感。
哈代与李特尔伍德的复杂心境：可以想象，哈代在阅读报告摘要后，会点燃烟斗，陷入长时间的沉思。他必然会欣赏外尔构想中无与伦比的优美与深刻，这符合他对数学之美的最高追求。但以他的严谨和骄傲，他肯定会追问最尖锐的问题：“请给出一个例子，任何一个例子，哪怕是最简单的，说明你的流形法如何能推出一个圆法尚未能证明的、非平凡的结果？” 这种质疑并非敌意，而是顶尖学者之间最高层次的智力交锋，是推动理论走向实质化的必要压力。他们可能会将外尔的纲领视为一个长期的、平行的探索方向，而非对圆法的立即替代，并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深耕，用更辉煌的战绩来扞卫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嘉当与库朗的鼎力支持：在哥廷根内部，嘉当无疑是流形法最坚定的理论支柱。外尔的蓝图需要强大的微分几何工具作为基石，而这正是嘉当的王国。他将更深入地发展活动标架法、一般流形上的谱理论，为“迹公式”提供更坚实的数学基础。库朗则会从应用数学的角度看到巨大潜力，思考如何将变分法和数值分析应用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具体流形上的谱计算问题。他们是外尔最核心的盟友，将共同将蓝图细化为可研究的课题。
国际学界的战略调整：在普林斯顿、莫斯科等地，数学领袖们会紧急召集讨论，评估这一新动向的战略意义。他们会鼓励年轻学者关注并跟进这一趋势，甚至会调整相关领域的资源倾斜，确保自己的学派不在可能到来的范式变革中掉队。数学的竞争，也是人才和方向的竞争。
结论：一个活着的、面向未来的遗产
外尔苏黎世宣言的真正成功，并不在于 immediate 地证明了某个猜想，而在于它成功地、永久地改变了数学界的“议题设置”。
从此，“数论的几何化”不再仅仅是艾莎·黎曼的一个私人梦想或哥廷根学派的内部偏好，它成为了整个数学界公开的、严肃的、充满争议但无法忽视的前沿方向。它标志着“艾莎学派”彻底完成了蜕变：
从“遗产整理”到“自主创造”：他们不再仅仅是诠释和严格化艾莎的思想，而是用她的思想作为灵感源泉和哲学基石，创造出了一套全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活生生的数学语言和研究程序。
从“边缘视角”到“主流候选”：几何化数论从一种有趣的“旁门左道”，一跃成为有望与经典解析数论分庭抗礼的、极具潜力的主流范式候选者。
从“个人直觉”到“学科建制”：它催生了一个新的交叉学科领域，为未来数十年的数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战场，吸引着新一代数学家投身其中。
黎曼猜想，那未尽之路上的零点，依然在远方闪烁。但通往它的道路，从此多了一条充满几何奇景的、名为“流形法”的崭新航路。这条路上，既有年轻探险家的热情，也有资深向导的审慎，更有来自另一条经典航路（圆法）的竞争性注视。数学的历史，正是在这种范式的对话、竞争与融合中，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艾莎·黎曼公主的遗产，终于在希尔伯特的公理化奠基和外尔的纲领性宣言之后，真正地、彻底地“活”了过来，融入了二十世纪数学澎湃的血脉，面向着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属于“几何化数论”的新时代，就在这掌声、争论与无限的期待中，宣告了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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