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正月，春节刚过，京城还沉浸在节日的余韵中，一份奏折在朝堂上投下了巨石。
沈墨轩上奏：请行“太仓新制”。
奏折洋洋洒洒三千言，核心就三条：一、各省税银统一解送太仓银库，地方不得截留；二、朝廷各部、各省开支，年初造预算，按预算拨付；三、设审计司，专司核查钱粮出入。
朝堂炸了锅。
“荒唐！”户部左侍郎王用汲第一个跳出来，“各省税银解送太仓，那地方开支从何而来？州县修桥铺路、赈灾济贫，难道都要向朝廷要钱？公文往来，旷日持久，等钱拨到，事都耽误了！”
“王侍郎说得对。”兵部右侍郎刘东星附和，“况且各省情况不同，有的富裕，有的贫瘠。若一刀切，贫瘠省份如何维系？”
“还有预算制。”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冷笑，“朝廷开支，岂能年初就定死？万一有突发战事、灾荒，难道就不花钱了？沈尚书这是要把朝廷的手脚捆死！”
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沈墨轩站在殿中，面色平静。这些反应都在他预料之中。
“诸位大人说完了？”他等声音稍歇，才开口，“那下官一 一回应。”
他转向王用汲：“王侍郎说地方开支无着落，下官请问：如今各省税银，有多少用在修桥铺路、赈灾济贫上？恐怕大半进了地方官的腰包吧？太仓新制，正是要杜绝此弊。地方开支，可留三成作为存留，其余七成解送太仓。存留银的使用，需造册报备，审计司核查。如此，既能保证地方用度，又能防止贪污。”
王用汲语塞。
沈墨轩又看向刘东星：“刘侍郎说各省贫富不均，下官请问：如今贫瘠省份，朝廷难道没有补贴吗？太仓新制，正是要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富裕省份多交税，贫瘠省份少交税，甚至接受补贴。一切公开透明，比现在暗箱操作强百倍。”
刘东星说不出话。
最后，沈墨轩看向李世达：“李御史说预算制捆手脚，下官请问：没有预算，各部随意要钱，国库空虚就加征赋税，苦的是谁？是百姓！预算制不是不让花钱，而是让花钱有计划、有监督。突发战事、灾荒，可设预备费，专款专用。这难道不比现在一团乱麻强？”
三问三答，有理有据。
反对派们面面相觑，一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首辅申时行这时缓缓开口：“沈尚书所言，确有道理。太仓新制若能行，可革除积弊，充实国库。但兹事体大，不可操之过急。老臣建议，先在直隶、江南试行，若有效果，再推广全国。”
“申先生所言极是。”万历皇帝点头，“沈卿，你觉得呢？”
沈墨轩知道这是折中方案，但总比全盘否定强。
“臣遵旨。”
“好。”皇帝拍板，“先在直隶、南直隶试行太仓新制。沈卿，你全权负责。”
“臣领旨。”
退朝后，沈墨轩没有回户部，而是去了锦衣卫衙门。
骆思恭正在等他。
“沈尚书，恭喜啊。”骆思恭笑道，“太仓新制通过，虽然只是试行，但开了口子就好办。”
“没那么简单。”沈墨轩坐下，“骆指挥使，我要你帮我查几个人。”
“谁？”
“王用汲、刘东星、李世达。”沈墨轩说，“他们反对得最凶，背后肯定有人指使。查查他们和哪些地方官、富商有来往，特别是和盐商、漕帮有关系的。”
骆思恭眼睛一亮：“沈尚书是怀疑，他们反对新制，是因为动了他们的财路？”
“肯定。”沈墨轩点头，“太仓新制一旦推行，地方官不能再截留税银，富商不能再偷税漏税，他们的利益就受损了。这些人不会坐以待毙。”
“明白了。”骆思恭说，“我立刻派人去查。”
三天后，骆思恭送来一份密报。
王用汲的妻弟是扬州盐商，每年偷漏盐税数万两。刘东星的侄子垄断了漕运一段的货物运输，靠偷逃漕税发财。李世达更厉害，他在老家有田万亩，但税册上只有千亩，每年少交税粮上千石。
“果然如此。”沈墨轩看着密报，冷笑，“嘴上说着为国为民，实则为自己谋利。骆指挥使，这些证据，先留着。等太仓新制推行时，谁敢阻挠，就拿出来。”
“沈尚书高明。”骆思恭佩服道，“不过，直隶和南直隶试行，你打算从哪里开始？”
“从南直隶开始。”沈墨轩说，“南直隶是赋税重地，也是阻力最大的地方。把这里拿下了，其他地方就好办了。”
二月初，沈墨轩南下南京。
南京，大明的陪都，六部俱全，但多为闲职。这里聚集了大批致仕官员、勋贵子弟、江南富商，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
沈墨轩到南京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下马威。
南京户部尚书王世贞——文坛领袖，也是江南士绅的代表，设宴为他接风。宴席上，一群致仕官员、当地名流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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