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三年，六月。
辽东，宁远城。
袁崇焕站在尚未完工的城墙上，望着关外灰蒙蒙的天。风从北面吹过来，裹着塞外的沙土，打在脸上生疼。他眯起眼睛，抬起手挡了挡风，目光越过城下正在夯土的民夫，投向更远的北方。
那里是天际线，灰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可他知道，在那片灰黄后面，是努尔哈赤的六万铁骑。
巡抚辽东三年了——准确地说，是三年零九个月。从天启二年正月单骑出关考察开始，他就没离开过这条防线。那年他三十八岁，还是个兵部主事，在朝堂上听着那些大老爷们争论该守山海关还是该放弃辽西，实在听不下去，便一个人骑了马，出关走了几天。
回来之后，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疏：“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满朝哗然。一个从六品的主事，凭什么说这种大话？
可孙承宗信他。大学士孙承宗那时刚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亲自跑到山海关来看他，听他讲了半个时辰的守辽方略，当场拍了板：就按你说的办。
天启三年九月，孙承宗命他与副总兵满桂领兵万余驻防宁远。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只有前朝留下的一座破旧卫城，城墙坍塌了大半，野草长得比人还高。他从九月开始筑城，亲自定了规制：城墙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广二丈四尺。
如今快一年了，城墙总算有了模样。
可光有城墙有什么用？
袁崇焕收回目光，低头看着城下那些民夫。他们光着膀子，喊着号子，一下一下地夯土。夯锤砸下去，发出沉闷的“咚、咚”声。有人在唱歌，是辽东的民谣，调子苍凉，词听不真切，只断断续续飘上来几句——“出了山海关，两眼泪不干……”
他转过身，沿着城墙往东走。陈祖苞跟在后头，手里捧着一沓文书。
“大人，户部的回文又到了。”陈祖苞低声说，“还是那句话，京库空虚，饷银请辽东自行筹措。”
袁崇焕没接话，继续往前走。
自行筹措。这四个字他听了三年。辽东两万兵，每月需饷银三万两，加上粮草、军械、马料，没有五万两下不来。可户部拨付的，最多的时候不到两万，最少的时候，就像这个月，一文没有。
他停下脚步，望着城下的校场。士兵们正在操练，枪戟如林，喊杀声震天。那些脸都是黑的，被日头晒的，被风沙吹的。有些脸还很年轻，看着不过十七八岁，眼神里却已经没了少年人的光亮。
他已经欠了他们五个月的饷。
“各营的情绪怎么样？”他问。
陈祖苞沉默了一下，才答：“回大人，还稳得住。就是有些老弟兄私下在嘀咕，说朝廷是不是忘了咱们。”
袁崇焕没说话。
忘了？怎么会忘。魏忠贤那头的人，三天两头在兵部递折子，说袁崇焕是沈墨轩举荐的人，用不得。沈墨轩当年推行新政，得罪了多少人？那些人如今都在阉党里，等着看沈墨轩的旧部怎么死。
“能用但不能重用。”兵部的人私下传话给陈祖苞，说是魏忠贤的原话。“打胜仗了是他的功劳，打败仗了正好治罪。”
袁崇焕攥紧了拳头，又慢慢松开。
他走到城墙的垛口前，把手搭在粗糙的砖石上。那些砖是新烧的，还带着窑火的颜色，一块一块垒起来，垒成这座城。他想起三年前刚来时，这里什么也没有。如今城有了，兵有了，炮也有了，城上那十一门西洋大炮，是从澳门运来的红夷炮，一门炮的价钱抵得上三百两银子。
可粮呢？饷呢？
他向朝廷连上了十七道求援奏疏，每一道都石沉大海。最新的那道是五月初八递出去的，如今六月了，连个回执都没有。
“大人，”陈祖苞忽然压低声音，“京城来人了。”
袁崇焕猛地回头。
“是谁？”
“不是朝廷的，”陈祖苞摇头，“是从上海绕道山东，走海路来的。来人自称姓徐，说是徐光启徐大人的长子。”
袁崇焕精神一振：“人在哪？”
“在巡抚衙门候着。卑职让他们从后门进来的，没惊动旁人。”
袁崇焕快步走下城墙。
巡抚衙门在城中心，是座三进的院子，原来是个盐商的宅子，被征用了做官署。袁崇焕从侧门进去，穿过天井，进了正厅。
厅里坐着一个人，三十出头，面容清瘦，穿一件半旧的青布直身，见了袁崇焕进来，起身行礼。
“袁大人，晚生徐骥，家父讳光启。”
袁崇焕连忙还礼：“徐先生远道而来，一路辛苦。”
徐骥摇摇头：“不敢称先生。晚生是奉家父之命，给大人送一套书来。”
他把脚边一个蓝布包袱提到桌上，解开包袱皮，里面是六册装订整齐的刻本。封面题着四个字：《农政全书》。
袁崇焕愣了愣：“徐先生，送农书给我？”
徐骥点头：“家父说，辽东边镇，粮饷是第一难事。他在上海这些年，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宁远城边有荒地可垦，若能兴办军屯，一两年内可减省三成粮草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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