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头的哆嗦慢慢停了，她掀开被子走到书桌前，在实验本第十八页写下：“3月 7日，重新开始黄芪配伍实验。”
再走进实验室时，阳光斜斜地照在操作台上。她穿上洗得发白的白大褂，戴上无菌手套，动作比平时慢，但很稳。
当第一滴药液准确滴进比色皿时，肩膀轻轻抖了一下，接着就挺直了后背。培养箱的指示灯亮着，37℃的恒温里，好像还留着他掌心的温度。
三个月后，她拿着留学申请走进总理办公室。爸爸正在签文件，抬头看见她时，钢笔顿了一下。
她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白衬衫，竹针盒别在胸前口袋里，露出半截红绳——平安符被她系在了针盒上。
“我要去上海。”她把申请书推过去，纸页的边角被摸得毛毛糙糙的，“刘教授的实验，我要做完。”
爸爸看着她眼里的光，那光不再是空洞的亮，而是像淬过火一样坚定。他拿起钢笔，在签名的地方写下名字，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句无声的答应。
离开办公室时，走廊窗外飘着小雨。马伊娜摸了摸口袋里的针盒，檀木珠硌着掌心。
她想起刘昌友说过的“天人相应”，这时候才明白，有些告别不是结束，而是换了种方式继续——就像中药需要炮制，伤痛也得熬一熬，才能变成支撑人往前走的力量。
第二年春天，上海医学院的实验室来了个马来西亚留学生。她打开行李箱，最先拿出来的是一本实验记录、一盒竹针，还有一把竹骨伞。
当第一缕阳光落在“医者仁心”四个字上时，马伊娜握紧了手里的银针，镜子里的她，左眼角的细纹里闪着光，就像记忆中那个讲课会笑出皱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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