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头的哆嗦慢慢停了,她掀开被子走到书桌前,在实验本第十八页写下:“3月 7日,重新开始黄芪配伍实验。”
再走进实验室时,阳光斜斜地照在操作台上。她穿上洗得发白的白大褂,戴上无菌手套,动作比平时慢,但很稳。
当第一滴药液准确滴进比色皿时,肩膀轻轻抖了一下,接着就挺直了后背。培养箱的指示灯亮着,37℃的恒温里,好像还留着他掌心的温度。
三个月后,她拿着留学申请走进总理办公室。爸爸正在签文件,抬头看见她时,钢笔顿了一下。
她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白衬衫,竹针盒别在胸前口袋里,露出半截红绳——平安符被她系在了针盒上。
“我要去上海。”她把申请书推过去,纸页的边角被摸得毛毛糙糙的,“刘教授的实验,我要做完。”
爸爸看着她眼里的光,那光不再是空洞的亮,而是像淬过火一样坚定。他拿起钢笔,在签名的地方写下名字,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句无声的答应。
离开办公室时,走廊窗外飘着小雨。马伊娜摸了摸口袋里的针盒,檀木珠硌着掌心。
她想起刘昌友说过的“天人相应”,这时候才明白,有些告别不是结束,而是换了种方式继续——就像中药需要炮制,伤痛也得熬一熬,才能变成支撑人往前走的力量。
第二年春天,上海医学院的实验室来了个马来西亚留学生。她打开行李箱,最先拿出来的是一本实验记录、一盒竹针,还有一把竹骨伞。
当第一缕阳光落在“医者仁心”四个字上时,马伊娜握紧了手里的银针,镜子里的她,左眼角的细纹里闪着光,就像记忆中那个讲课会笑出皱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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