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综合司的小会议室里，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这是一间典型的八十年代机关会议室：四面墙壁斑驳，下半部分刷着浅绿色的油漆，上半部分则是单调的灰白。正中央悬挂着一幅毛泽东画像，两侧是“实事求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一张深红色的长条会议桌占据了大半个房间，桌面上铺着墨绿色的厚绒布，上面摆放着几个印有“国家计委”字样的白色搪瓷缸，缸口冒着若有若无的热气。
烟雾在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的阳光中缓缓盘旋，如同战场上的硝烟。那是“大前门”和“飞马”牌香烟混合的味道，是这个时代会议室里永恒的气息。
林瀚被安排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一个典型的“列席”座位。这个位置恰到好处地表明了他此刻的身份——既不是正式参会人员，又不是完全的外人。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深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面前的笔记本摊开着，一支英雄牌钢笔静静地躺在旁边。
他的心跳比平时快了些，但脸上保持着符合年龄的谦逊和镇定。目光快速扫过与会者，大脑如同最高效的数据库，迅速调取着关于这些人的信息。
坐在主位的是曾卫国司长，面色平静如水，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偶尔在面前的烟灰缸边缘轻轻磕一下。他的左手边是计划处处长李国华，五十岁上下，戴着黑框眼镜，神情专注，正低头翻阅着材料——这是个技术官僚，林瀚判断，重视数据和逻辑。
右手边就是刚才首先发难的重工业处处长马向前，约莫五十五岁，身材微胖，面色红润，说话时习惯性地挥动手臂，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势。林瀚知道，这是位从工厂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老干部，对重工业有着特殊感情，对任何可能动摇计划经济根基的提议都抱有本能的警惕。
再往下，是财政金融处处长赵志刚，四十多岁，面容清瘦，眼神锐利，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似乎在计算着什么。物资分配处处长王海，看起来温和，但眼神中透着精明，是典型的“笑面虎”。还有几位副处长和资深研究员，或好奇，或审视，或面无表情地看着手中的材料。
“人都到齐了。”曾卫国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让会议室里细微的交谈声瞬间消失。“今天开个务虚会，讨论一下小林同志写的一份关于沿海地区发展的材料。”他顿了顿，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大家都看看，畅所欲言，言者无罪。”
那份被曾卫国精心修改过的报告，此刻被复印了有限的几份，只在几位核心处长手中传阅。纸张翻动的声音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马向前处长看得最快，或者说，他只看完了主要观点，脸色就已经沉了下来。他猛地将材料往桌上一拍，搪瓷缸里的水都被震得晃了出来。
“曾司长，这...这写的什么嘛！”马向前的声音洪亮，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和怒气，“划一块地给外国人，给他们特殊政策？这和我们旧社会的租界有什么分别？国家主权还要不要了？！”
他挥舞着手中的报告，仿佛那是什么危险的违禁品。“我们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经历过旧社会的，都知道租界意味着什么！那是我们民族的耻辱！现在倒好，有人要主动把地盘划出去，这算什么？新时代的租界？”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林瀚身上。有担忧，有好奇，有幸灾乐祸。曾卫国端起茶杯，不紧不慢地吹了吹浮沫，氤氲的热气暂时模糊了他脸上的表情。他没有说话，这个局面本就在他的预料之中，甚至是他有意促成的——他需要看看林瀚的真实成色。
林瀚深吸一口气，强迫翻涌的心绪平静下来。前世的他，经历过无数国际学术论坛的唇枪舌剑，但那些争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此刻，他面对的是手握实权的官员，每一句话都可能影响政策的走向，甚至决定他个人的命运。
他抬起头，目光平和地看向马向前，声音清晰而稳定，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清亮，却没有丝毫怯懦：“马处长，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一针见血。这也正是我在写这份报告时反复思考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我们提议设立的特区，与旧社会的租界，有着本质的区别。”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没有人料到这个年轻人敢如此直接地回应马向前的质疑。
“哦？本质区别？”马向前冷哼一声，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臂抱在胸前，“那我倒要听听，有什么本质区别！”
“第一，主权归属完全不同。”林瀚不疾不徐地说道，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确保自己的声音能被清晰听到，“旧社会的租界，是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攫取的，我们在那里丧失了司法权、行政权，甚至驻军权，那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而我们所设想的特区，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由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执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由我们自己的干部进行管理。主权，每一寸都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是最根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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