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林瀚和他的研究小组埋头于特区方案的细化和论证时，计委内部，乃至更高层面的舆论场，并非只有一种声音。滨州项目的失败，虽然印证了林瀚的先见之明，为改革派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但也同样刺激了保守势力的神经，让他们更加警惕和抵触任何带有“冒险”色彩的改革举措。
一场围绕着“特区”理念的思想交锋，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愈演愈烈。
这天下午，曾卫国司长被叫去参加了一个由计委一位资深副主任高世安主持的内部座谈会。高世安副主任资历极老，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定扞卫者，向来对“市场调节”、“商品经济”等提法持保留态度，与张景春副主任的思路常有龃龉。参会者多是各司局里思想偏于保守，或与重工业、传统计划管理领域关系密切的干部。
会议的议题本是讨论“如何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调控”，但很快，话题就引到了近期热门的经济特区设想上。
“最近，委里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很大胆的设想。”高世安副主任坐在主位，慢条斯理地开口，他年近六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声音不高，却自带一股威严，“比如，要在沿海划出几块地方，搞什么‘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
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目光扫过在场众人：“听起来很新，也很吸引人。但是，同志们，我们要冷静啊。我们要问几个为什么。”
他放下茶杯，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为什么要搞特区？是不是我们认为，现在全国通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已经不行了？需要在某些地方搞一套不同的东西？”
这话极其尖锐，直接将特区设想拔高到了对现行根本制度的质疑层面。
“特区特在哪里？”他继续发问，“无非是给外资超国民待遇，土地可以卖，外汇可以自由调剂，工厂可以随便招工开除……这和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区别？这会不会形成新的‘租界’？主权尊严还要不要？”
马向前处长立刻接口，语气激动：“高主任说得太对了！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读了几本洋书，就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总想着照搬西方那一套。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滨州项目是出了问题，但那只是个别现象，是工作失误，不能因此就否定我们整个计划体制的优越性！更不能因此就打开国门，让资本主义的东西长驱直入！”
另一位负责物资调配的副处长也附和道：“是啊，如果特区真的搞起来，它需要的原材料、能源，是不是要走计划渠道？如果给它特殊政策，它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岂不是要冲击全国的计划供应？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内销，是不是又破坏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这里面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还有意识形态问题！”一位搞政工出身的研究员严肃地说，“外资进来，必然带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腐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特区和内地之间的人员流动怎么管理？会不会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温床？我们辛辛苦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难道要在特区开一个口子吗？”
会上，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占据了主流。他们从国家主权、经济制度、计划管理、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对特区设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虽然没有人直接点名林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场风暴的中心，就是那个刚刚被破格提拔的年轻人和他所主导的研究。
曾卫国坐在角落里，面色平静地听着，偶尔在本子上记录几句。他没有急于反驳，他知道，在这种场合，针锋相对的争论意义不大，反而容易激化矛盾。他需要的是将这些问题带回去，让林瀚他们研究得更加透彻，准备得更加充分。
会议最后，高世安副主任做了总结，语气意味深长：“改革，是必须要坚持的。但怎么改，朝哪个方向改，需要慎重研究，稳妥推进。我们不能因为要打开窗户，就把房门和地基都拆了。更不能被一些看似新颖、实则冒险的想法冲昏了头脑。还是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对于那些可能带来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提议，一定要充分论证，慎之又慎！”
座谈会结束后，曾卫国回到办公室，立刻让秘书去叫林瀚。
林瀚很快赶来，身上还带着伏案工作的疲惫。
“坐。”曾卫国指了指椅子，将下午座谈会的主要情况，特别是高世安副主任和那些保守派提出的核心质疑，原原本本、不加修饰地转述给了林瀚。
林瀚认真地听着，眉头渐渐锁紧。他意识到，之前的自己，可能还是低估了改革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阻力。这些质疑，并非胡搅蛮缠，很多都切中了要害，是特区建设乃至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深层次矛盾。
“压力很大啊。”曾卫国看着林瀚，“高副主任他们的意见，代表了一股很强的力量。他们的担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你的研究报告，如果不能正面回应和化解这些核心质疑，那么无论设想多么美好，都很难获得通过，甚至可能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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