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泽风波的余震尚未完全平息，临渊阁的注意力已经投向另一个更隐蔽、却关乎根本的战场——“国家脊梁”工程的超算与基础软件攻关项目部，代号“深蓝”。
“深蓝”的驻地不在繁华都市，也不在传统科研院所，而是隐藏在中部山区一个改造过的庞大地下工程内。这里汇集了全国顶尖的算法科学家、芯片架构师、基础数学研究者以及一批被誉为“天才少年”的编程奇才。他们的任务，是在外部技术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构建一套从底层指令集、操作系统到核心工业软件的全新、自主、安全的技术体系。这是一场攀登“数字珠穆朗玛峰”的壮举，艰难程度超乎想象。
林瀚此次前来，并非例行视察，而是因为“深蓝”负责人、国际知名的计算机理论专家姚远院士，发来了一封措辞隐晦但分量极重的简报：在攻克“新型分布式超算架构”的关键——一套全新的并行计算与任务调度核心算法时，项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内部出现了方向性分歧和士气波动。
直升机降落在山间起降坪，林瀚换乘越野车，在蜿蜒的山路和数道严密的安检后，进入了这座充满未来感与隔绝感的地下堡垒。
姚远院士已等候多时。老人清瘦，目光如电，简单的寒暄后便切入正题，带林瀚来到核心算法攻关组所在的环形大厅。大厅中央是巨大的可视化演算屏幕，上面复杂的逻辑流图和不断跳动的参数令人眼花缭乱。几十名研究人员散坐在各处，或激烈争论，或对屏沉思，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因和焦虑混合的味道。
“问题出在这里。”姚远指向屏幕上两个并行的算法模型分支，“A方案，基于我们现有的理论突破，设计精巧，理论上限高，但实现路径极其复杂，对硬件和系统适配要求苛刻，短期成功概率可能低于30%。B方案，相对保守，借鉴了部分开源社区思路，实现难度低，见效快，能尽快拿出‘可用’的成果，但长远看，天花板明显，可能受制于原有的知识产权生态。”
“分歧呢？”林瀚问。
“年轻团队大多倾向A方案，认为既然要自主，就要彻底，不惜代价攀登最高峰。但一些资深专家和项目压力评估小组，考虑到外部形势紧迫和巨大投入，倾向于B方案，先解决‘有无’，再图‘优劣’。争论了两个月，谁也说服不了谁，项目进度事实上停滞了。更重要的是，”姚远压低声音，“长期封闭高压的环境，加上技术瓶颈的挫折，一些骨干成员，特别是几位从海外回来的顶尖青年科学家，出现了动摇，甚至有了离开的念头。”
林瀚默默听着，目光扫过大厅里那些年轻而疲惫的面孔。他们眼中有着不服输的锐气，也有着被困住的迷茫。他理解那种感受——手握利剑，却不知该刺向何方。
他没有立即发表意见，而是让姚远安排，他要单独和攻关组的骨干，特别是持不同意见的代表，进行小范围座谈。
座谈在一个小会议室进行。起初，大家还有些拘谨，但当林瀚表示“今天只谈技术，不做决策，我是来当学生的”之后，气氛逐渐活跃起来。支持A方案的年轻博士慷慨激昂，阐述着技术领先的战略意义和“毕其功于一役”的雄心。支持B方案的资深专家则冷静分析风险，强调“小步快跑、迭代更新”的务实性。
林瀚听得非常仔细，不时提问，问题都切中技术和管理的关键点。他不懂那些深奥的数学符号，但他能听懂逻辑，能感受到每个方案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和风险偏好。
座谈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林瀚没有给出“二选一”的裁决。他看着眼前这些国家最宝贵的大脑，缓缓说道：
“我听了很久，也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启动‘脊梁’工程，最终目标是什么？是尽快拿出一个‘能用的’替代品，向外界证明我们‘也有’？还是，要打造一个真正面向未来数字时代、能够承载我们下一个三十年发展愿景的、坚实的、自主的‘数字基石’？”
他停顿了一下，让问题沉入每个人心中。
“如果是前者，B方案是合理选择。但如果是后者，”他的目光变得锐利，“我们就必须有勇气选择那条更难、更险、但上限更高的路。因为基础架构一旦选定，就如同城市的地基，未来几十年都很难推倒重来。我们现在贪图一时的‘快’和‘稳’，未来就可能要花费十倍百倍的代价去修补，甚至永远被锁在一个较低的天花板下。”
“我知道A方案风险巨大，可能失败。但科学研究，哪有不冒风险的攀登？我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资源，汇聚了你们这样顶尖的人才，如果连我们都不敢去挑战最高峰，那还有谁能？”他的语气充满信任与期待，“至于时间压力，我理解。但请你们也相信，中央对‘脊梁’工程的期待，不是立竿见影的政绩，而是功在长远的奠基。我们会为你们承担压力，争取时间。你们需要的，是专注，是勇气，是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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