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本传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在翰林官员考核中获二等，升任翰林院侍讲，担任四川省乡试正考官，兼任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四年，担任庶吉士教习，后转任翰林院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先后升任右春坊右庶子、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担任会试同考官，兼任日讲起居注官。道光二十六年，出任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在翰林官员考核中再获二等，升任内阁学士，并加礼部侍郎衔。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负责稽察中书科事务。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并代理兵部左侍郎职务。道光三十年，咸丰帝即位。曾国藩上奏说：当前最应当重视的，在于选拔任用人才。天下并不缺乏人才，但要培养和激励他们，就全靠皇上的英明举措了。
（人才选拔）需要引导转变的方法，培养造就的途径，考核鉴别的制度，这三者缺一不可。臣观察现今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二：一是畏缩退避，二是拘泥小节。地方官员办事的通病也有二：一是敷衍塞责，二是糊涂马虎。
官场习气沿袭已久，官员们只求苟且偷安不犯过错，不愿奋发有为。长此以往，一旦遇到重大事务，国家必将面临人才匮乏的危机。但若现在急于选拔进取之才，又担心那些浮躁钻营之徒借机侥幸晋升。
臣认为，要想使有用之才不偏离正道，最好的办法是引导他们钻研学问，而皇上更要以身作则，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风气。臣考察圣祖康熙皇帝即位后，勤勉研习学问，儒臣每日进讲经史，无论寒暑从不间断。
圣祖皇帝经常召见朝臣，与他们反复讨论学问。因此当时朝中人才辈出，好学之士众多。
康熙末年那些博学卓识的栋梁之才，多半都是圣祖皇帝教导培养出来的。如今皇上正值盛年，恰与当年圣祖讲学时的年纪相当。臣恳请待二十七个月服丧期满后，恢复每日进讲的制度。如此则天下效仿，人人向学。召见臣子时，也可从容讨论经义，辩难学问。
对于缺乏才能的官员，要勉励他们勤学苦读，以彻底革除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陋习；对于有才能的官员，更要督促他们钻研学问，以化解其刚愎自用、刻薄寡恩的偏执。如此坚持十年，人才状况必定大有改观，这就是引导转变的根本方法。
内阁、六部和翰林院是人才聚集之地，朝中的卿相大臣，地方的督抚大员，大多出自这些机构。皇上无法对每个人都亲自考察，因此培养人才的责任，必须交由各部堂官承担。所谓培养人才，主要包括几个方面：教导训诲、考核甄别、保荐举用、破格提拔。
各部堂官对下属官员说一句嘉奖的话，下属就会感恩奋发；责备半句，下属就会畏惧改过。所以教导训诲刻不容缓。杂草不除，香兰也会失去光彩；害群之马不除，良马也会丧失斗志。所以考核甄别刻不容缓。
嘉庆四年和十八年，朝廷曾两次下令让各部院举荐下属官员，这是保荐人才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身份获赐人参，外放为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身份破格进入翰林院，入值南书房，这些都是破格提拔的成例。
我曾这样比喻：人才如同庄稼，堂官的教诲就像播种耕耘，甄别优劣如同除去杂草，保荐人才如同灌溉施肥。而皇上的破格提拔，则好比及时降下甘霖，使禾苗蓬勃生长。
堂官经常到衙门办公，就像农夫天天在田间劳作，才能熟悉农事。如今各部衙门的堂官，大多是内廷行走的官员，有的甚至几个月都不来衙门，除了掌印和主稿官员外，下属官员大半连面都没见过。
就像田里的好苗和杂草，任其一同生长、一同枯萎，而农夫却置之不理。教导训诲的方法无人知晓，考核甄别的制度也已荒废。最近朝廷下诏要求保举人才，却又只涉及地方官员，不包括京官。培养人才的方法，难道不是还有欠缺之处吗！
近年来，六部官员人数日益增多，有人二十年得不到实缺，终身未能担任主稿之职。内阁、翰林院的官员数量也比从前增加了三倍，往往十年都轮不到一次差遣，得不到一次升迁。
而各部堂官多在内廷当值，本就难以分身到衙门办公，有的还同时兼任两个部门，管理多处事务。即便有才德兼备的官员，也难有机会得到堂官的关注，又怎能被天子知晓呢？
数千人才近在眼前，却不能用心培养，实在可惜！臣愚见，恳请皇上稍作调整，每部应设三四位不兼任内廷职务的堂官，命其每日到衙门办公，与下属官员相互切磋砥砺。
翰林院掌院学士也须有不兼任内廷职务者，与编修、检讨等官员朝夕相处，务必使长官能全面了解下属官员的品性、才能和心术。
皇上时加询问某也才某也贤某也与某也劣某也直某也曲，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深浅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彼属官者但令姓名达于九重，不必遽予褒擢而感已无涯矣。此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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