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一家如同被秋风卷走的落叶，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黄土高原的苍茫之外，去向了那个名为“包头”的、对我们而言只存在于地图上的陌生北方。他们的离去，似乎也带走了刘家沟一部分紧绷的、躁动不安的空气。村庄仿佛一个终于排出了脓疮的病人，虽然伤口依旧骇人，疼痛仍在持续，但至少，那令人窒息的高烧退去了，一种疲惫的、带着钝痛的平静缓慢地降临。
生活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县城——刘建红那套不大的单元房里。那里，承载着刘家残存的希望，一场艰难的新生正在废墟上悄然萌芽。
我和李强去县城的次数明显增多了。公公对此默许，甚至有时会让我们带上一些他自己种的、舍不得吃的嫩南瓜或是新磨的玉米碴子。这个沉默的北方老汉，用他独有的方式，表达着对那支离破碎家庭的牵挂。血缘的纽带和乡土的情谊，终究难以被彻底的悲剧所割裂。
刘建红的家在两室一厅的职工宿舍楼里，位于县城边缘的一个老小区。楼道里堆放着些许杂物，墙面有些斑驳，但还算干净。这与南方我父母家那种有着物业打理、电梯上下、邻居老死不相往来的商品楼房截然不同。这里更有“人味儿”，也更显陈旧。
单元房内陈设简单，但收拾得干净整洁，与刘家沟那昏暗杂乱、弥漫着悲怆气息的窑洞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有了拧开水龙头就哗哗直来的自来水，不用再去井边挑水；有了贴了白色瓷砖的独立厨房和厕所，不再是旱厕和露天灶台；窗明几净，阳光可以毫无遮挡地洒进来，不像窑洞即便白天也有些阴翳。单从物质条件上而言，这无疑是种改善。但我能感觉到，这种“改善”对从未离开过黄土窝窝的老人和孩子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和不适。
老太太的状况最让人忧心。她像是被连根拔起的老树，蔫蔫的，失去了水土的滋养。她大部分时间只是呆呆地坐在窗前一张旧藤椅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望着楼下院子里几个嬉闹的孩子和匆匆来往的邻居，眼神空洞，没有任何焦点。她几乎不再哭泣，也不再念叨她的“建军”，只是沉默地、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下去。城市窗外的天空，被对面的楼宇切割成方方正正的一块，远没有窑洞门口那一片来的辽阔直接，那种一望无际的苍茫才能安放她一生的悲欢。钢筋水泥的框架将她剩余的生命也框住了。
刘建红变着法儿给她做吃的，软烂的面条、炖得稀烂的肉糜、蒸得透透的鸡蛋羹。她总是吃几口就摇头，嘴唇蠕动着喃喃：“没滋味……不对味儿……”黄土的厚重、炭火的焦香、粗粮的扎实，滋养了她一辈子，她的肠胃和心思，似乎都无法适应这县城里略显寡淡、精细的米粮和煤气灶烧出来的饭菜。她身体本就不好，经历丧子之痛后，更是每况愈下，常常夜里咳嗽，那声音空洞而绵长，在寂静的楼房里回荡，听得人心慌，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才甘心。
小芳（次女）的变化则显得更外放些。她失去了在村里满山遍野疯跑、爬树摘果、撵鸡逗狗的活泼，变得有些怯生和拘谨。单元楼的方寸之地束缚了她的天性，她不敢像在村里那样尽情跑跳欢笑，因为楼下会有人上来皱着眉头敲门抗议；她也不太敢和院子里那些穿着漂亮羽绒服、讲着标准普通话、玩着精致玩具的城市孩子一起玩，只是远远地看着，手指绞着衣角，身上还带着洗不掉的、如同黄土印记般的自卑感。刘建红省吃俭用给她买了新书包和新衣服，她喜欢得不得了，却只是小心翼翼地摸着，不太敢穿出去，仿佛那光鲜的衣物与她这个从山沟沟里来的“土娃娃”格格不入。
小梅，则是这个家庭里最坚韧、也最让人心疼的存在。她仿佛一夜之间又长大了许多，那种超越年龄的懂事，此刻化作了具体而微的行动和一种令人心碎的沉默。她默默地承担起了许多家务，帮姑姑洗菜、打扫，给奶奶端水喂药、擦洗身子，督促贪玩的妹妹写作业。她很少再表露情绪，那双曾经清澈明亮、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眼睛，如今总是沉静的，甚至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与年龄不符的忧郁，像一口深井，望不到底，偶尔泛起的涟漪也是忧思重重。
但我知道，她的内心并非死水一潭。那次我去，带去了几本旧的初中课本和一本我托湖南的妹妹寄来的、略微皱巴巴的《护士手册》——封面上那个戴着洁白护士帽、微笑的阿姨形象依然清晰。当我把那本《护士手册》递给她时，她的眼睛骤然亮了一下，像灰烬里蹦出的、顽强不肯熄灭的火星。她飞快地在衣服上擦了一下手，几乎是虔诚地、小心翼翼地接过去，指尖轻轻抚过封面，然后紧紧抱在怀里，好像抱着什么绝世珍宝，低下头，用极小却异常清晰的声音说：“谢谢阿姨。”
那一刻，我知道，那个当护士的梦想，并未被突如其来的苦难彻底碾碎，只是被她深深地、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成为了支撑她在无数个暗夜中默默前行的、微弱却坚定不肯熄灭的光亮。她开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看书，妹妹睡后，奶奶发完呆的间隙，甚至在帮姑姑摘菜、剥蒜的功夫，旁边的小凳子上也总是放着摊开的课本或那本《护士手册》。那股沉默的、近乎固执的狠劲，让人动容，也让人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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