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道光六年的初春，十五岁的曾国藩踏上了前往长沙的路。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父亲曾麟书亲自送他到渡口。临别前，曾麟书没有太多嘱咐，只是用力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眼神复杂——既有期盼，也有一丝自己未能实现梦想的遗憾。“到了省城，莫给湘乡人丢脸。记住，唯勤与恒，断不可废。”
曾国藩深深一揖，转身上了乌篷船。船夫竹篙一点，小船便离了岸，顺着涟水，驶向未知的远方。他站在船头，回望逐渐模糊的故乡山水和父亲的身影，心中那份不安渐渐被一股跃跃欲试的劲头取代。长沙，我来了！
然而，省城的“见面礼”并不温柔。
当曾国藩背着简单的行李，穿着半旧的青布长衫，操着一口浓重的湘乡土话，站在长沙城南书院气派的大门前时，他立刻感到了强烈的格格不入。进出的学子们，或锦衣折扇，谈笑风生；或长衫飘逸，眉宇间带着读书人的清傲。他像个误入华宴的乡巴佬，连门房打量他的眼神都带着几分审视。
好在，曾麟书早已托了关系，为他寻了一位不错的老师。曾国藩很快安顿下来，开始了在省城的求学生涯。
挑战接踵而至。首先是学业上的压力。长沙书院的教学进度和深度，远非父亲那个乡村私塾可比。同窗中不乏天资聪颖之辈，先生讲解经义时，他们常常能举一反三，对答如流。而曾国藩呢？他往往需要课后花上数倍的时间，反复咀嚼，才能勉强跟上。有时候先生提问，他憋得脸通红，话在嘴边打转，就是组织不成流畅的句子，引来几声压抑的轻笑。
但他有他的“法宝”——那股从白杨坪带来的“笨”劲。他给自己定下铁律：“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就像用钝刀子砍大树，不急不躁，一刀一刀，总能砍倒。
他的书案总是最乱的，堆满了写满笔记和心得的纸片。别人用宣纸潇洒作文，他为了省钱和反复利用，常常找些便宜耐用的纸，正面写完写反面，墨迹叠着墨迹。他读书时，喜欢高声朗诵，摇头晃脑，完全沉浸其中，不管别人异样的眼光。有个刻薄的同学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曾呆子”。
生活上也不轻松。家里给的钱银有限，他必须精打细算。长沙的消费比乡下高得多，一碗阳春面都要掂量着吃。他几乎从不参与同窗间的诗酒聚会，那不是清高，是真没钱，也没时间。他把所有精力都投注在书本里，仿佛那是一个可以抵御所有外界不适的堡垒。
道光十年（1830年），十九岁的曾国藩自觉积累得差不多了，在父亲和师长的鼓励下，第一次报名参加了童子试（考取秀才资格的初级考试）。曾麟书更是决定，父子同上考场，成为一段“佳话”。
结果，“佳话”差点成了笑话。
放榜那天，人山人海。曾国藩挤在人群里，从最后一名往前看，心跳如鼓。看了好几遍，没有“曾子城”三个字。再看父亲的名字，也没有。父子二人，双双落榜。
曾麟书脸色灰败，沉默了许久才叹道：“时文之道，精微幽深，我辈还需努力。” 曾国藩心里更不是滋味，除了失败的沮丧，还有对父亲的愧疚。他觉得自己辜负了期望。
第二年，再考，再落榜。
第三年，依旧。
……
直到第六次，他依然名落孙山。
这期间，压力如影随形。乡邻的闲言碎语（“曾家那孩子，看着用功，怕不是块读书的料”），同龄人相继考中的刺激，家境的日渐窘迫，都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上。最难受的是面对父亲。曾麟书自己的科举路已经走得绝望，把全部的火苗都寄托在长子身上，每一次失败，都仿佛在老人眼里添一分暮气。
曾国藩不是没动摇过。深夜苦读至头晕眼花时，他也曾把笔一扔，盯着跳动的油灯火苗发呆：难道我真的不是这块料？难道就要这样认命，回白杨坪种地，重复祖辈的生活？
但他想起祖父曾玉屏“以懦弱无刚为耻”的训诫，想起自己读过的那些先贤传记，哪个不是历经磨难？他抹把脸，重新拾起笔。他开始更细致地分析失败原因。他发现，自己基础虽扎实，但应对科举考试的“时文”（八股文），却不得其法，文章写得过于朴拙，缺乏考官欣赏的“光彩”和巧妙结构。
他调整了策略。依然下死功夫读书，但开始有意识地研究历年优秀考卷，模仿其破题、承题的技巧，学习如何把圣贤道理阐述得既合规矩，又略有新意。他把自己写的文章拿去给不同的先生点评，厚着脸皮听取批评，哪怕那些批评很尖锐。他还养成了一个伴随终生的习惯：写日记。不仅记事，更多是反省。今天哪里怠惰了？哪句话说得不妥？哪处学问没想透？他像最严苛的法官，审判着自己的一言一行。
道光十三年（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第七次踏入考场。这一次，心态反而平和了许多。他不再想着一定要中，只是想着要把自己理解的东西，清晰、工整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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