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或许是围观的百姓越聚越多,或许是巡抚衙门终于得到了消息(也或许张亮基觉得闹得有点过了),长沙知府等地方文官匆忙赶来,挤进人群,声嘶力竭地劝解,并调来了一些衙役和另一部分尚未参与闹事的营兵,勉强隔开了人群。
绿营兵痞们见真正的大官来了,又见事情闹得太大,才在叫骂声中渐渐散去。临走前,还有人狠狠地将一口唾沫吐在审案局大门上。
兵痞散去后,审案局门前一片狼藉。曾国藩站在满是碎石和污渍的院子里,面色铁青,嘴唇紧抿,身体因为极度的愤怒和后怕而微微颤抖。幕僚们围上来,有的劝慰,有的痛骂绿营无法无天。
曾国藩一言不发,转身回到内堂。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没有出来。
耻辱,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上。他满腔报国热忱,欲整军经武,却差点在自己人、在应该保卫的省城,被一群兵痞要了性命!官场的倾轧、武人的跋扈、旧势力的顽固,给了他当头一棒,也让他彻底清醒。
指望在长沙旧有的框架内,依靠这些腐败的官僚和军队来成就事业,是绝无可能的。这里没有他施展的空间,只有掣肘、嫉妒和危险。
必须离开!必须找一个能完全由自己主导的地方,从头开始,打造一支真正听指挥、有战斗力的新军!
几天后,曾国藩向巡抚张亮基提出了一个决定:他将移驻衡州(今衡阳)。
理由很充分:衡州地处湘南,是通往两广的要道,便于招募兵勇(湘乡等地多在湖南中部偏南),也可屏蔽太平军从南面来的威胁。张亮基或许也感到曾国藩留在长沙是个麻烦,痛快地批准了。
咸丰三年八月(1853年9月),曾国藩带着满心的屈辱、反思和一股破釜沉舟的决绝,离开了差点让他丧命的长沙,顺湘江南下,前往衡州。
长沙的失败,让他丢尽了颜面;但也正是这份耻辱,促使他下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心:彻底抛开旧体系,创建完全属于自己的力量——湘军。
客观评价
“长沙之辱”是曾国藩人生和事业的关键转折点,其影响极为深远:
1. 理想与现实的剧烈碰撞:曾国藩带着京官的视野和理学家的道德热情,试图以“雷霆手段”整顿积弊。但他严重低估了地方利益集团的顽固性和旧军队的腐败深度。这次冲突是典型的“书生理想”与“官场现实”的碰撞,撞得他头破血流,也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
2. 促使战略根本转向:受辱之前,曾国藩或许还存有在现有体制内“改良”的念头。受辱之后,他清醒认识到,依靠绿营和旧官僚体系绝无胜算。这直接催生了他“另起炉灶”的湘军建设思想。移驻衡州,是空间上的转移,更是战略上的独立宣言——他要打造一支在人事、财政、指挥上都独立于旧体系之外的“曾家军”。
3. 性格的淬炼与“忍”功的初成:这次羞辱没有击垮他,反而极大锤炼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他深刻体会到了“刚则易折”的道理,开始有意识地向“柔”“忍”转变。虽然此后他性格中刚直的一面仍在,但处理复杂人际和政治关系时,明显多了策略和弹性。这次教训,是他从“愤青”向成熟政治家蜕变的重要一课。
4. 揭示了晚清统治机器的深层危机:“长沙之辱”表面是文武矛盾、新老冲突,实质暴露了清王朝国家机器(军队、官僚)已经腐朽到无法从内部进行有效改革的地步。维持系统运行的,不再是国家效能,而是盘根错节的私人利益。曾国藩被迫走向“私人化”的军事道路,正是这种系统性崩溃的必然结果,也为日后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后来那个在衡州潜心打造湘军、最终成就大事的曾国藩。这次失败,是他为成功支付的、昂贵而必要的学费。
黯然离开长沙,曾国藩将全部的希望和精力投向了湘南重镇衡州。在这里,没有掣肘的官僚,没有跋扈的兵痞,他将如何白手起家,亲手打造那支后来令天下侧目的“湘军”?他招募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法凝聚人心?又如何解决最头疼的粮饷问题?在衡州的湘江之畔,一场前所未有的“造军实验”即将开始,它的成果,将决定大清王朝的命运,也决定曾国藩自身的生死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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