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的冬天，对于雄踞北方的金国而言，并非蛰伏之季，而是在悲恸与雄心交织下，酝酿着新一轮雷霆风暴的序章。上京会宁府，这座用原木和冻土筑成的都城，虽无汴梁的雕梁画栋，却弥漫着一股原始而锐利的杀伐之气。皑皑白雪覆盖了宫阙屋顶，也暂时掩盖了帝位更迭带来的微妙波澜。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骤然离世，如同一棵参天巨树的倾倒，虽令群狼一时无措，但并未引发预期的混乱。继位者是其弟完颜吴乞买，即金太宗。与兄长的雄武开拓相比，吴乞买更显沉稳内敛，却绝非庸主。他深知，欲对外展翅，必先安内固本。
登基之初，他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权力平衡。名将完颜宗望（斡离不）的早逝和完颜宗翰（粘罕）因前线军务及可能的内部制衡而暂未归京，使得军功集团出现了一定的权力真空。吴乞买并未急于扶植新人取而代之，而是采取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他一方面对宗翰等前方重将继续给予高度信任和授权，稳定军心；另一方面，则大力倚重完颜希尹（谷神）等深通谋略、熟悉汉制的文臣谋士，让他们参与核心决策，巧妙地在彪悍的军事贵族与新兴的官僚体系之间建立平衡。
同时，他对内高举“承续太祖遗志”的旗帜，极力安抚因阿骨打去世而心生彷徨的各部族酋长、勋贵旧臣，赏赐优渥，凝聚共识。然而，安抚之外，铁腕亦不可或缺。辽国故地，契丹、奚人余部从未停止反抗的星火；渤海国旧疆，亦时有叛乱滋生。吴乞买对此毫不手软，派遣得力干将，以精锐骑兵迅疾出击，镇压了几股规模较大的起义，手段凌厉，屠城立威者亦不鲜见。鲜血与恐惧，有效地巩固了后方，向所有心怀异志者宣告了新君的权威与决心。
按照女真旧俗，新君需为前任大汗守孝一年。这一年，金国表面上减少了大规模的外征，举国沉浸在对太祖的哀思之中。然而，这并非真正的沉寂。在完颜吴乞买的默许乃至推动下，金国的战争机器正在以一种更高效、更专注的方式加速运转。
守孝期，成了最佳的战备期。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军械制造和粮草囤积上。来自草原的战马被集中起来进行强化训练，来自辽东的铁矿被日夜不停地锻造成锋利的刀剑和坚固的甲胄。而重中之重，则是金国核心武力的强化——重甲骑兵“铁浮屠”和轻骑兵“拐子马”。
铁浮屠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选拔更为严格，人马俱披的重甲进行了优化，力求在防护与机动性间找到更佳平衡。战士们进行着残酷的对抗演练，以适应未来可能遇到的更顽强抵抗。拐子马则侧重于长途奔袭、迂回包抄和精准射猎的训练，他们的机动性和骚扰能力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吴乞买甚至亲自观摩操演，激励士气，表明他对军事改革的重视。整个金国，如同一张缓缓拉满的强弓，沉默中积蓄着毁灭性的力量。
靖康二年，守孝期满。冰雪消融，春草萌发，也唤醒了金国高层那颗躁动已久的南侵之心。在一次至关重要的勃极烈会议上，南征之议被正式提上日程。
会议的气氛热烈而亢奋，尤其是以年轻一代的悍将为核心的主战派。完颜宗翰（粘罕）虽未亲至，但其派系势力强大，主张最为激烈。他传来的意见很明确：南朝宋室经上次一吓，已然胆裂，其君臣懦弱，武备松弛，正是彻底征服的天赐良机。完颜宗辅（阿骨打之子）作为皇族新锐，渴望建立不世之功，慷慨陈词，强调中原财富如山，女子如云，正是犒赏将士、充实国力的最好目标。完颜银术可等中生代名将也摩拳擦掌，认为当乘胜追击，完成太祖未尽之业，将大金疆域拓展至淮河乃至长江。
他们的理由充满了诱惑力：复仇（针对宋廷之前的“背盟”）、财富、土地、荣耀……几乎所有的军事贵族都被这股狂热所感染，大殿内充满了对战争的红利的美好憧憬。
然而，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以完颜希尹为首的少数谋臣，以及部分经历丰富、更为持重的老臣，则表现出谨慎的担忧。希尹并非反对南征，而是提醒吴乞买和众人：辽国故地虽暂平，但反抗火种未绝；新占之燕云十六州，汉人民心未附；金国自身统治体系尚在草创，消化能力有限。若倾国之力南下，后方是否绝对安稳？即便能再次攻破汴京，能否有效统治那片广袤而文化迥异的土地？会不会陷入征服容易、治理难的泥潭？
但这些理性的声音，在主流“狼群”对肥美猎物的渴望面前，显得微弱而“不合时宜。战争的巨大诱惑，尤其是第一次南侵轻易获得的巨额财富和带来的心理优势，彻底压倒了潜在的隐忧。
端坐于狼皮大椅上的完颜吴乞买，静静地听着臣子们的辩论，目光深邃。他权衡着利弊：主战派的激情与利益诉求是真实的，也是维持目前金国这部战争机器凝聚力的关键。而希尹等人的担忧，也确有道理。但最终，他判断时机更为重要。宋廷的虚弱是显而易见的，若不趁其病，要其命，待其缓过气来，或许将付出更大代价。内部的些许不稳，可以通过不断的胜利和掠夺来转移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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