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接过调令,见上面写着“沈砚之,户部观政,随查各地税册”,字迹沉稳有力。
“君实先生……”
“别谢我。”司马光摆摆手,重新拿起《资治通鉴》,“我不是帮你,是想看看,你这‘利民’二字,能在税册里看出多少门道。若只是嘴上说说,户部的门槛,你也站不稳。”
沈砚之躬身行礼,指尖捏紧了调令,纸页边缘被他攥得微微发皱。他知道,这份调令不止是个机会,更是一场无声的考验——司马光这位保守派大佬,没有因他被王安石关注而排挤,反而给了他看清“法”与“民”距离的机会。
走出司马府时,秋风吹起他的长衫,带着巷口桂花的甜香。沈砚之抬头望了望天色,云层渐散,露出些微湛蓝。他想起方才司马光案上的两本卷宗——旧法的名册,新法的账册,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不管新旧,能让百姓活下去、活得好的,才是顶好的规矩。
他低头看了看调令,又摸了摸袖中那份被磨得边角发毛的汴河疏浚图——或许,他要走的路,从来就不是新旧之争的窄巷,而是一条更宽的道:踩着泥土,望着百姓,一步一步,扎实地走。
而司马光站在窗前,看着沈砚之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提笔在《资治通鉴》的批注旁添了行小字:“沈生观政,非党争之徒,可塑。”烛火照在字迹上,与案头“活我”匾额的残痕遥遥相对,像是在新旧之间,埋下了一颗不偏不倚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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