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接过调令，见上面写着“沈砚之，户部观政，随查各地税册”，字迹沉稳有力。
“君实先生……”
“别谢我。”司马光摆摆手，重新拿起《资治通鉴》，“我不是帮你，是想看看，你这‘利民’二字，能在税册里看出多少门道。若只是嘴上说说，户部的门槛，你也站不稳。”
沈砚之躬身行礼，指尖捏紧了调令，纸页边缘被他攥得微微发皱。他知道，这份调令不止是个机会，更是一场无声的考验——司马光这位保守派大佬，没有因他被王安石关注而排挤，反而给了他看清“法”与“民”距离的机会。
走出司马府时，秋风吹起他的长衫，带着巷口桂花的甜香。沈砚之抬头望了望天色，云层渐散，露出些微湛蓝。他想起方才司马光案上的两本卷宗——旧法的名册，新法的账册，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不管新旧，能让百姓活下去、活得好的，才是顶好的规矩。
他低头看了看调令，又摸了摸袖中那份被磨得边角发毛的汴河疏浚图——或许，他要走的路，从来就不是新旧之争的窄巷，而是一条更宽的道：踩着泥土，望着百姓，一步一步，扎实地走。
而司马光站在窗前，看着沈砚之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提笔在《资治通鉴》的批注旁添了行小字：“沈生观政，非党争之徒，可塑。”烛火照在字迹上，与案头“活我”匾额的残痕遥遥相对，像是在新旧之间，埋下了一颗不偏不倚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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