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石铭讳语
就在李晓鼓起毕生勇气打出求助电话的几乎同一时间，市考古研究所那边，对古墓的清理和研究工作，也在一种压抑、紧张、甚至带着几分悲壮的气氛中，艰难地取得了一些进展。
张教授的突然病倒，给整个项目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无法驱散的阴影。虽然研究所领导再三强调这是意外事件，要求大家相信科学、保持冷静，但一种无形的、对未知的恐惧还是让每一位研究人员心有余悸，如同惊弓之鸟。每个人进入那间临时研究室时，都格外小心翼翼，眼神总是不由自主地、带着恐惧瞥向那具被白布覆盖的干尸，仿佛那下面隐藏着随时会爆发的、看不见的诅咒，张教授的遭遇就是最直接的警告。
工作的重点，除了继续尝试研究女尸本身（但几乎无人再敢像张教授那样近距离细致观察），更多地转向了墓室的彻底清理和少量随葬品的分析，希望能从中找到更多关于墓主身份、生平乃至死因的线索，或许也能为解释这一系列诡异事件找到一丝科学的、考古学上的答案。
墓室规模不大，陪葬品也谈不上丰富，甚至有些寒酸，这与低阶官员妾室的地位大致相符。除了一些早已腐朽的衣物碎片、几件普通的银饰簪环、一些零散的“乾隆通宝”、“道光通宝”铜钱外，最重要的发现，便是在棺椁头部外侧下方，发现的一合青石材质的墓志铭。
墓志铭保存相对完好，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工整的楷书文字。考古队员们如同找到了新的希望，小心谨慎地将它清理出来，进行拓印，然后研究所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古文字专家，开始紧张的解读工作。
几天后，初步的解读结果出来了。研究所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内部会议，气氛依旧沉闷而压抑。赵景书作为协作单位“北方民俗办”的代表（并且因为张教授出事，研究所方面也希望从这个看似神秘的部门得到一些不同视角的意见），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室里，窗帘拉得很紧，灯光惨白。负责解读的是一位姓钱的中年研究员，他脸色疲惫，指着投影幕布上放大的墓志铭拓片照片，进行着说明：
“根据墓志铭记载，墓主确系女性，名为碧霞，姓林。生于道光五年，殁于咸丰三年。是本地一位姓王的典史（注：清代知县属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未入流）的妾室。记载称其‘性婉顺，容端丽’，颇得王典史喜爱。”
钱研究员推了推眼镜，清了清有些沙哑的嗓子，继续念道：“关于其死因，墓志铭上的表述是……‘忽染恶疾，医药罔效，遽尔薨逝’。就是说，突然得了急病，吃药也没见效，很快就去世了。死后，王典史‘悲痛不已，厚葬于此’。”
念到这里，会议室里的一些人大多露出一丝“果然如此”或“暂时松了口气”的表情。因病暴毙，虽然年轻可惜，但在医疗条件落后的清代，尤其是对女性而言，也算常见。这似乎为女尸的发现和一系列事件，提供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符合历史常规的解释框架。或许张教授和大刘，真的只是巧合的意外？
然而，赵景书的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他举手示意，态度温和却不容忽视地问道：“钱研究员，请问，墓志铭上关于死因的记载，只有这‘忽染恶疾，医药罔效，遽尔薨逝’十二个字吗？有没有更详细的描述？比如具体是什么病症？发病过程如何？病了多少时日？”
那位钱研究员愣了一下，重新看了看手中的译文，肯定地摇了摇头：“没有更多记载了。关于死亡，就这十二个字。后面就是王典史如何悲痛，如何选择吉地安葬她了。”
“那么，撰写这篇墓志铭的人是谁？是王典史本人，还是请的当地学子或师爷代笔？墓志铭末尾有无落款？”赵景书继续追问，问题非常细节，跳出了单纯的文字解读，指向了文本背后的信息。
“落款……是‘夫王公讳某某谨立’，是王典史自己立的。至于具体撰写人，未提，很可能也是他本人或其幕僚所写。”
赵景书点了点头，身体微微前倾，目光扫过与会众人，语气平缓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和穿透力：“各位，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墓志铭的行文，尤其是关于死因的这部分，似乎有些……过于简略、程式化和含糊其辞了？”
他顿了顿，看到有些人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便进一步细致地分析解释：“‘忽染恶疾，医药罔效，遽尔薨逝’。这十二个字，冰冷，刻板，更像是一种在那个时代用来掩盖不便言说真相的、程式化的套话。如果真是心爱之妾室不幸病逝，依照常理和人情，立碑人多少会在记述中流露出一些真实的悲痛之情，或者提及一两个生前的细节以作纪念，甚至可能会抱怨一下天道不公。但此处，关于死亡这个过程，只有这冷冰冰的、毫无感情的十二个字，匆匆带过，仿佛急于交代过去，甚至……不愿多提，刻意回避。诸位不觉得，这与开头对其‘容端丽’的赞美和结尾‘悲痛不已’的表述，在情感上存在一种奇怪的断裂感吗？逻辑上似乎有些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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