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钟声里的市井，穹顶下的风云
易中河在江滩边的小摊上吃完阳春面，摊主又给他添了碗热汤，笑着说：“先生慢慢喝，这汤是用骨头熬的，暖身子。您看那海关大楼的钟，再敲两下，就是洋行开门的时辰了——要是想找洋行办事，现在去正好。”
易中河点点头，谢过摊主，沿着外滩的马路慢慢往前走。这条路比他想象中热闹——黄包车穿梭往来，车把上挂着的铜铃“叮铃铃”响；穿旗袍的女子踩着高跟鞋走过，手里的坤包晃悠着，旗袍的开叉处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卖报的小贩背着帆布包，嘴里喊着“号外！号外！日军增兵淞沪！”，报纸被风吹得哗哗响。
他走到海关大楼跟前，抬头仔细打量。这栋楼比汇丰银行矮些，却更显精致——钟楼的外墙是浅灰色的石材，上面刻着细腻的花纹，钟面的玻璃擦得锃亮，罗马数字清晰可见。此刻时针指向九点半，钟声刚过，余音还在空气里回荡。
“这钟叫‘大清钟’，听说还是光绪年间从英国运过来的，”旁边一个遛鸟的老人忽然开口，手里的鸟笼挂着红绸子，“每天敲四次，准得很！以前沪市没有钟表的时候，老百姓都靠这钟声看时间——煮午饭听钟响，收衣服听钟响，连娶媳妇拜堂，都要等钟声敲过才开始。”
易中河笑着搭话：“老人家，这钟这么多年，就没坏过？”
“坏过一次，民国十八年的时候，钟摆断了，”老人回忆道，“当时全沪市的人都急了，洋行的大班专门从英国请了师傅来修，修了一个月才修好。修好那天，好多人都来这儿听钟响，比过年还热闹！”
两人正说着，海关大楼的大门开了，几个穿西装的洋人走出来，手里拿着公文包，用英语交谈着。其中一个洋人看到易中河，友好地笑了笑，说了句“Good morning”。易中河愣了一下，赶紧回了句“Good morning”——后世的他英语流利，可在这个年代，说英语总觉得有些不真实。
他继续往前走，来到汇丰银行大楼的侧面。这里有个小广场，几个孩子在踢毽子，毽子上的羽毛是彩色的，在空中飞来飞去。广场的角落里，有个擦皮鞋的小摊，摊主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手里的擦鞋布磨得发亮，看到有人过来，就赶紧站起来问：“先生，擦皮鞋吗？一毛钱一双，擦得跟镜子一样亮！”
易中河在小摊前坐下，孩子立刻蹲下来，熟练地拿出鞋油和擦布。他看着孩子认真的样子，忽然想起后世外滩的广场上，孩子们在玩滑板和平衡车，家长们在旁边拍照——同样是孩子，同样是外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先生，您是从外地来的吧？”孩子边擦鞋边问，“您的鞋子是外国牌子，沪市很少有人穿。”
易中河点点头：“我从南京来，第一次来沪市。”
“南京好啊，是首都！”孩子眼睛一亮，“我听我爹说，南京有总统府，还有中山陵，可气派了！等我长大了，也要去南京看看。”
易中河心里一酸，没敢告诉孩子，几年后，南京会遭遇一场浩劫。他只是摸了摸孩子的头，说：“会的，你一定会去南京的。”
擦完鞋，易中河付了钱，继续往前走。他走到外滩的尽头，这里可以看到黄浦江的转弯处，江面上的轮船更多了，有挂着英国旗的货轮，有挂着法国旗的邮轮，还有中国的小火轮，烟囱里冒出的烟颜色各异，在天上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
江边上有个码头，几个搬运工正在卸货物，他们光着膀子，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流。搬运工的号子声在江面上回荡，和轮船的汽笛声、海关大楼的钟声混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外滩交响曲”。
易中河掏出相机——这是他从后世带来的另一样东西，一台复古款的胶片相机。他对着海关大楼和汇丰银行拍了几张照片，又对着江面上的轮船和搬运工拍了几张。相机的快门声在热闹的环境里并不显眼，却像是在为这个时代留下珍贵的印记。
中午的时候，他走进一家西餐厅。这家餐厅就在汇丰银行旁边，门面不大，里面却很精致——墙上挂着油画，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服务员穿着黑色的制服，态度恭敬。他点了一份牛排和一杯咖啡，牛排煎得有些老，咖啡也不如后世的香浓，却有着独特的年代感。
邻桌的两个商人正在谈论生意，一个说：“汇丰银行的贷款利率又涨了，咱们的厂子快撑不下去了。”另一个叹了口气：“没办法，现在沪市的洋行都这样，咱们中国人做生意，难啊！”
易中河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忽然明白——后世的他只知道外滩的繁华，却不知道这份繁华背后，藏着多少中国人的无奈和挣扎。汇丰银行的穹顶再气派，海关大楼的钟声再响亮，也改变不了这个时代的底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要真正站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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