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钟声里的市井,穹顶下的风云
易中河在江滩边的小摊上吃完阳春面,摊主又给他添了碗热汤,笑着说:“先生慢慢喝,这汤是用骨头熬的,暖身子。您看那海关大楼的钟,再敲两下,就是洋行开门的时辰了——要是想找洋行办事,现在去正好。”
易中河点点头,谢过摊主,沿着外滩的马路慢慢往前走。这条路比他想象中热闹——黄包车穿梭往来,车把上挂着的铜铃“叮铃铃”响;穿旗袍的女子踩着高跟鞋走过,手里的坤包晃悠着,旗袍的开叉处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卖报的小贩背着帆布包,嘴里喊着“号外!号外!日军增兵淞沪!”,报纸被风吹得哗哗响。
他走到海关大楼跟前,抬头仔细打量。这栋楼比汇丰银行矮些,却更显精致——钟楼的外墙是浅灰色的石材,上面刻着细腻的花纹,钟面的玻璃擦得锃亮,罗马数字清晰可见。此刻时针指向九点半,钟声刚过,余音还在空气里回荡。
“这钟叫‘大清钟’,听说还是光绪年间从英国运过来的,”旁边一个遛鸟的老人忽然开口,手里的鸟笼挂着红绸子,“每天敲四次,准得很!以前沪市没有钟表的时候,老百姓都靠这钟声看时间——煮午饭听钟响,收衣服听钟响,连娶媳妇拜堂,都要等钟声敲过才开始。”
易中河笑着搭话:“老人家,这钟这么多年,就没坏过?”
“坏过一次,民国十八年的时候,钟摆断了,”老人回忆道,“当时全沪市的人都急了,洋行的大班专门从英国请了师傅来修,修了一个月才修好。修好那天,好多人都来这儿听钟响,比过年还热闹!”
两人正说着,海关大楼的大门开了,几个穿西装的洋人走出来,手里拿着公文包,用英语交谈着。其中一个洋人看到易中河,友好地笑了笑,说了句“Good morning”。易中河愣了一下,赶紧回了句“Good morning”——后世的他英语流利,可在这个年代,说英语总觉得有些不真实。
他继续往前走,来到汇丰银行大楼的侧面。这里有个小广场,几个孩子在踢毽子,毽子上的羽毛是彩色的,在空中飞来飞去。广场的角落里,有个擦皮鞋的小摊,摊主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手里的擦鞋布磨得发亮,看到有人过来,就赶紧站起来问:“先生,擦皮鞋吗?一毛钱一双,擦得跟镜子一样亮!”
易中河在小摊前坐下,孩子立刻蹲下来,熟练地拿出鞋油和擦布。他看着孩子认真的样子,忽然想起后世外滩的广场上,孩子们在玩滑板和平衡车,家长们在旁边拍照——同样是孩子,同样是外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先生,您是从外地来的吧?”孩子边擦鞋边问,“您的鞋子是外国牌子,沪市很少有人穿。”
易中河点点头:“我从南京来,第一次来沪市。”
“南京好啊,是首都!”孩子眼睛一亮,“我听我爹说,南京有总统府,还有中山陵,可气派了!等我长大了,也要去南京看看。”
易中河心里一酸,没敢告诉孩子,几年后,南京会遭遇一场浩劫。他只是摸了摸孩子的头,说:“会的,你一定会去南京的。”
擦完鞋,易中河付了钱,继续往前走。他走到外滩的尽头,这里可以看到黄浦江的转弯处,江面上的轮船更多了,有挂着英国旗的货轮,有挂着法国旗的邮轮,还有中国的小火轮,烟囱里冒出的烟颜色各异,在天上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
江边上有个码头,几个搬运工正在卸货物,他们光着膀子,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流。搬运工的号子声在江面上回荡,和轮船的汽笛声、海关大楼的钟声混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外滩交响曲”。
易中河掏出相机——这是他从后世带来的另一样东西,一台复古款的胶片相机。他对着海关大楼和汇丰银行拍了几张照片,又对着江面上的轮船和搬运工拍了几张。相机的快门声在热闹的环境里并不显眼,却像是在为这个时代留下珍贵的印记。
中午的时候,他走进一家西餐厅。这家餐厅就在汇丰银行旁边,门面不大,里面却很精致——墙上挂着油画,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服务员穿着黑色的制服,态度恭敬。他点了一份牛排和一杯咖啡,牛排煎得有些老,咖啡也不如后世的香浓,却有着独特的年代感。
邻桌的两个商人正在谈论生意,一个说:“汇丰银行的贷款利率又涨了,咱们的厂子快撑不下去了。”另一个叹了口气:“没办法,现在沪市的洋行都这样,咱们中国人做生意,难啊!”
易中河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忽然明白——后世的他只知道外滩的繁华,却不知道这份繁华背后,藏着多少中国人的无奈和挣扎。汇丰银行的穹顶再气派,海关大楼的钟声再响亮,也改变不了这个时代的底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要真正站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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