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刘海涛的私人情报网络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湖面，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高速运转起来。在刘海涛近乎偏执的严令下，阿杰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灰色渠道和资源，不惜重金聘请了业内顶尖的私家侦探团队和国际上小有名气的黑客组织，对方修远进行了一场全方位、无死角、地毯式的秘密调查。金钱如同流水般花出去，刘海涛的要求只有一个：挖出方修远所有隐藏的秘密，无论代价如何。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反馈回来的结果却像一盆盆冷水，接连浇在刘海涛日益焦躁的心头。他得到的不是期待中的猛料，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仿佛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
在医疗专业背景方面，调查结果与最初的简报别无二致，甚至更加详尽地印证了方修远履历的“完美无瑕”。他从小到大的成绩单，每一份都优秀得令人侧目；他在医学院期间的导师评语，充满了不吝赞美的惊叹；他赴美交流期间参与的课题、发表的论文，全部记录在权威学术期刊上，经得起最苛刻的同行评议；他回国后主刀的每一台高难度手术记录、患者的康复情况，都在医院档案中有据可查，堪称心外科的典范案例。他的生活轨迹简单到近乎刻板，如同精密仪器般规律：医院、位于市中心高级公寓的住所、偶尔参加的必要学术会议，三点一线，几乎没有娱乐消费记录，没有复杂的社交应酬，甚至连绯闻或任何不良嗜好的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他就像一个为医学事业而生的苦行僧，或者说，一个被精心编程、毫无情感漏洞的完美机器人。这种极致的“干净”和“专注”，在普通人看来或许是医者仁心的典范，但在刘海涛这种习惯于在复杂人性与利益纠葛中摸爬滚打的商人眼中，却显得极不真实，甚至有些诡异。
而当调查触角试图伸向更深的层面，尤其是探寻方修远海外经历中可能隐藏的线索，以及那个令人不安的“军方背景”猜测时，所有的努力都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由特殊合金铸造的墙壁，坚不可摧，并且带有强烈的反噬风险。
“刘总，”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阿杰再次站在那张宽大的黑檀木办公桌前，额角渗着细密的冷汗，语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凝重，“我们在对方修远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时期的社交圈进行调查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他的几位主要导师和合作过的同事，对他的专业能力评价极高，但一旦问及他在工作之外的活动、个人交往甚至生活习惯，对方要么表示不了解，要么就立刻变得讳莫如深，礼貌地终止谈话。这种一致性的回避，不像是偶然。”
他顿了顿，递上另一份更简短的报告，指尖微微颤抖：“我们通过特殊渠道雇佣的那支东欧黑客团队，尝试绕过常规权限，直接入侵美方关联的医疗学术核心数据库，试图调取方修远的原始档案和内部评估记录。但他们刚刚触及到数据库的外围防护层，就触发了我们从未见过的高级加密警报系统。对方的反制速度极快，追踪手段极其凌厉，黑客团队首领反馈，他们差点被锁定真实IP地址，不得不立刻切断所有连接，放弃任务。他形容那种安全级别，堪比……某些国家战略部门的防御体系。”
刘海涛烦躁地一把扯开勒得他呼吸不畅的真丝领带，昂贵的领带被随意扔在桌上。他站起身，在铺着厚厚地毯的办公室里焦躁地踱步，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猛兽。“军方背景呢？难道就一点蛛丝马迹都查不到？”他的声音因为压抑的怒火而有些沙哑。
“没有任何直接、公开的证据能够将方修远与军方联系起来。”阿杰的回答十分肯定，却又带着深深的困惑，“他的户籍档案、学历记录、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网络中，均无任何服役记录或与军方高层的关联。但是，刘总，我们发现了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
刘海涛停下脚步，锐利的目光死死盯住阿杰：“说！”
阿杰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汇报保持冷静客观：“我们对方修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密集行踪监控。发现他除了规律的医院工作外，偶尔会离开本市，行踪成谜。我们动用了最好的跟踪小组，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尝试进行隐蔽跟踪。但……结果完全一致。”
“什么结果？”刘海涛的心跳莫名加速。
“我们的人，每次都会在关键时刻被他甩掉。”阿杰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无论是在人头攒动的国际机场安检口，还是在车流稀少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他总能利用极其精妙的环境因素——比如突然涌入的旅行团、恰到好处的交通信号灯变化、甚至是我们跟踪车辆前方意外出现的临时路障——轻而易举地脱离我们的视线。这种对环境的利用、时机的把握、以及摆脱跟踪的技巧，绝非普通人，甚至不是一般经过训练的安全人员所能具备的。这更像是一种……一种深入骨髓的反侦察本能，只有最顶尖的专业人士，在无数次实战中才能磨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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