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泰安七年，冬。
当太子刘承业的归国舰队，沿长江黄金水道，经由大运河，最终抵达帝国北方的通济渡口时，整个北方的官场，都为之震动。
与南方的湿热不同，北方的冬天，寒冷而干燥。沿途的景象，也与镇南港那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截然不同。黄土地上，去岁新种的甘薯藤早已枯萎，但田间地头，那些正在修整农具、准备来年春耕的农夫，脸上却都洋溢着一种踏实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笑容。路边的驿站与城镇，比五年前更为繁荣，往来的商队络绎不绝，其中不乏金发碧眼、来自更遥远西方的胡商。
这一切，都无声地诉说着，这五年来，在皇帝刘澈的励精图治与赵致远的铁腕推行下，“新政”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的勃勃生机。
刘承业没有惊动地方，只是如一个寻常的旅人，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他知道，父皇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他展示着他离开的这五年里，帝国中枢所发生的变化。
当那面绣着赤金龙纹的太子仪仗，终于出现在长安城外的灞桥时，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百官与长安民众，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声音直冲云霄，几乎要将冬日里那灰蒙蒙的天空，震出一个窟窿。
对于长安的百姓而言，这位太子殿下，早已不仅仅是储君，更是一个传奇。他是“南海的征服者”，是“带来圣薯的活菩萨”，是无数说书人口中，那个在万军之中一剑斩下海怪头颅的少年英雄。他的归来，如同一个节日的庆典。
朱雀大街，两侧被闻讯而来的百姓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伸长了脖子，想要一睹这位传奇储君的风采。
刘承业坐在高大的御撵之上，神情平静，目光缓缓扫过那些激动而狂热的脸庞。他看到，在那些兴奋的人群中，夹杂着许多与众不同的人。
他看到，一群穿着统一蓝色工服、胸前绣着“格物院”徽记的年轻匠官，正高举着一具他们自制的、用齿轮与杠杆驱动的木牛流马模型，兴奋地向他展示着他们的成果。
他看到，一名皮肤被晒得黝黑、却穿着一身崭新“开国男”爵位服饰的中年人，正激动地对身边的孩子指着自己的仪仗，那人，刘承业从静安司的简报中认得，正是凭借着开辟了自泉州至天竺（印度）的新航线，而成为第一个以“商功”封爵的船长。
他甚至看到，几名来自钦天监、金发碧眼的大食天文学家，也挤在人群中，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向他行着抚胸礼。
这，就是父皇的新政，给长安带来的变化么？刘承业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这座城市，既熟悉，又陌生。那股源自民间的、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那股被“新政”彻底点燃的、对财富、技术与荣誉的渴望，几乎扑面而来。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欣喜。
在朱雀大街旁一座高大的府邸二楼，几位须发皆白、身着紫袍的老臣，正凭栏而望，神情复杂。为首的，正是已半退隐、但仍在朝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前丞相，谢允。
“五年不见，太子殿下的威势，竟已至于斯。”一名老臣看着下方那狂热的人潮，声音中带着一丝苦涩与……恐惧。
“何止是威势。”谢允的目光，却穿过人群，死死地，盯在那顶被羽林卫重重护卫的御撵之上。他看不到刘承业的脸，但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与五年前截然不同的、冰冷而沉凝的气息，正从那御撵之中，弥漫开来。
那不再是少年人的锐气，而是一种真正经历过血与火、手握过万人生杀大权的上位者，才独有的……威压。
“你们看到的，是他的声望。而老夫看到的，是他身后，那支由‘军功’、‘商功’、‘技功’所催生出的、全新的、足以与我等千年士林相抗衡的……力量。”谢允缓缓地说道，声音沙哑，“这长安城，要变天了。”
御撵缓缓前行，穿过朱雀门，穿过那一道道熟悉的宫墙。最终，在太极殿前，缓缓停下。
刘承业走下御撵，整了整衣冠。他抬头，看向那座象征着帝国最高权力的雄伟宫殿，以及宫殿台阶之上，那个他已五年未见的、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大的身影。
皇帝刘澈，身着常服，没有佩戴冠冕，就那样静静地，立于殿前。他的身后，是安西丞相赵致远。
父子二人，隔着数百级台阶，遥遥相望。
没有百官朝拜，没有钟鼓齐鸣。这不像是一场迎接储君凯旋的庆典，更像是一场跨越了时空的、两位帝王的无声对视。
刘承业一步一步，沉稳地，踏上那漫长的台阶。每一步，都仿佛踏在历史的节点之上。
终于，他走到了刘澈的面前。他没有立刻下跪，只是深深地，凝视着自己的父亲。五年不见，父皇的鬓角，已添了几缕银丝，但那双眼睛，却比五年前，更为深邃，如同浩瀚的星海，让人看不透，猜不着。
“儿臣，承业。”
刘承业终于缓缓跪下，行了一个标准的大礼，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动。
“奉父皇诏，自南疆，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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