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个混乱的时代，也是个变革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日本，都在进行改革，各自都有了相当的成果出现。同时期的沙俄也没有闲着。
1861年，收到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直接影响，爆发严重经济政治危机的沙俄被迫改革。这次改革是沙俄这个老牌封建专制帝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重要一步。我国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该次改革重点强调解放农奴。自有劳工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为寡头的发展放开了枷锁。
从古至今，俄国的寡头经济非常明显。这些寡头大多出身显赫，拥有贵族或者皇族的身份。凭借政治地位积累了大笔财富，利用政府关系经营垄断产业，凭借先进的教育学习到英法的先进经验。崭新的资本主义沙俄，没有经过多久资本积累，竟然直接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
生产力跟不上，帝国主义国家竞争日趋激烈，沙俄国内有着严重的问题。官员贪腐严重，百姓破产，经济竞争不过别国，百姓怨声载道。就连国内的过头资本家，也认为是本国制度影响了其发展。
前面提到，俄国在英法德等国压力下，不得不将精力放在亚洲，放在远东。同时在中国东北扩充实力的日本和俄国，摩擦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差，战争一触即发。
可是，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俄国百姓并不买账。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的数次对外战争，得到了土地财富无数。可流血的士兵，失去亲人的百姓，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口口声声国家利益，结果呢？利益被老爷们享受了，苦难全给了老百姓。这种吃相，谁愿意给你打仗？
百姓不愿打，沙俄的上层对要不要打仗意见也不统一。沙皇俄国的最高层，主要有三个大势力集团。以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为头头的温和派，还有以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和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为领导的强硬派。还有像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这样的中间派，他们和温和派、强硬派之间意见不合很厉害。
谢尔盖·维特是温和派的头面人物，他从1892年起，先后当过交通部长、财政部长，还做过大臣会议的老大，掌管财政十多年。他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大作用，经略远东，侵占满清利益就有他的功劳。
别佐勃拉佐夫是个强硬派，是典型的军人代表。他的崛起得益于沙皇的平衡策略，是沙皇专门扶植起来抗衡朝中资本主义势力的。
强硬派也好，温和派也罢，在与日本争夺远东这一根本上意见一致，只是在具体手段方面有分歧。别佐勃拉佐夫等将领们看来，日本弹丸之地，国小民贫又军力孱弱，就该以堂堂之阵，直接将其碾死。他们看来，谁的拳头大谁是大哥，世界在根本上是强者的游戏。他们进行了各种战场模拟，战略推演，从未觉得自己能输。日本胆敢开战，百万俄军一鼓作气，拿下朝鲜，登陆日本，活捉天皇！
除了明面实力强，强硬派鼓吹开战还有隐藏原因。帝国内各种严重的问题与矛盾需要释放，进行一次对外战争，转移矛盾焦点，未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财政大臣维特为首的温和派意见不同。 西伯利亚铁路还没建成，远东那边太远了，要是打起仗来，支援根本来不及。而且，远东的太平洋舰队跟波罗的海、黑海的两支舰队隔得太远，也帮不上忙。海军和陆军的情况都不确定，光靠远东的太平洋舰队，对付日本可不容易啊。他觉得时候还没到，该先通过经济发展，来保住俄国在满洲的好处。等西伯利亚铁路修到贝加尔湖那段能通车了，并且旅顺的海军基地周围的要塞都建好了，我们再跟日本打仗，那时候赢的机会就大一些了。维特带领的温和派觉得，应该在外交上试着跟日本积极斡旋，在远东那边稍微让点步，好跟日本签个和平协议，先把日本稳住。
不得不说，温和派的意见很有道理，特别是从上帝视角来看。日本在甲午战争里的军事表现，不论是武器装备、士兵的能力，还是战前的各种准备、后勤的支持，都做得相当到位。俄国其实没那么厉害，日本也绝不是软柿子。
战争是政治最激烈的表现，战争爆发节点的选择是服务于政治的。方方面面都有利于你，就要开战吗？战争哪有那么简单。几年后开战，获胜把握更大；现在开战，获胜把握也不小。这是决策的前提。可朝中复杂的政治态势，导致沙皇进行决策的时候，不得不考虑政治的平衡。打仗输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让一方独霸朝堂。
政治平衡，这是不采纳温和派意见的主要原因。温和派认为，一旦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中国与沙俄的贸易量将会急剧提升，超过其余欧陆列强。到时候，通过铁路投送兵力，运用金融手段控制清国，帝国怎么会败？可是，谁让维特为首的一帮人实力太强大了，几乎把持了财政与人事任命两大权力。军方强硬派也是沙皇有意扶持的结果。不听强硬派的，沙皇的皇位都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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