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孟子》一书的部分原文选段及鉴赏：
原文选段一：《梁惠王上·义利之辨》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鉴赏：
? 思想内涵方面：
? 这段对话鲜明地体现了孟子的核心思想——重义轻利。在当时各国纷争、诸侯逐利的大背景下，孟子的这一观点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看到了人们过度追求利益所带来的危害，认为如果从国君到士庶人都一味地追求个人或国家的利益，那么整个国家的道德秩序将会崩塌，社会也会陷入混乱。孟子主张以仁义作为行为的准则和国家治理的基础，强调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这对于重建社会秩序、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 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并非空洞的道德口号，而是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以仁义为本，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将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思想，为后世儒家的政治理论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论辩艺术方面：
?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展现出了高超的论辩技巧。他以反问的方式开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先声夺人，引起梁惠王的注意，同时也为自己的观点定下了基调。接着，孟子从不同阶层的人对利的追求入手，层层递进地分析了“上下交征利”的后果，逻辑严密，使梁惠王不得不认真思考仁义的重要性。
? 在论证过程中，孟子还巧妙地运用了类比的方法。他将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中臣子弑君的现象与人们过度追求利益的行为相类比，生动地说明了追求利益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这种论辩方式不仅让梁惠王易于理解，也为后世的论辩提供了典范。
原文选段二：《梁惠王上·与民同乐》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史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鉴赏：
? 思想内涵方面：
? 这一段文字集中体现了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孟子通过对周文王和夏桀这两个不同君主的对比，深刻地阐述了君主与百姓关系的重要性。周文王能够与民同乐，所以百姓衷心拥护他，愿意为他建造灵台、灵沼；而夏桀只顾自己享乐，不顾百姓死活，最终导致百姓的怨恨和反抗。孟子认为，君主只有关心百姓的疾苦，与百姓共享快乐，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和爱戴，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 “与民同乐”思想反映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即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君主应当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这种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性，对后世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许多仁人志士追求的政治理想。它强调了君主与百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正确的治国理念。
? 文学表现方面：
? 文中引用了《诗经》和《汤誓》的内容，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文化底蕴和说服力，也使文章的表达更加生动形象。《诗经》中对周文王与民同乐场景的描写，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当时百姓的欢乐和对周文王的爱戴；而《汤誓》中百姓对夏桀的怨恨之语，则与周文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与民同乐”的重要性。
? 孟子在描述周文王的灵台、灵沼时，运用了生动的语言和细腻的描写，如“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使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那里的美好景象，也为后文的“与民同乐”做了铺垫。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不仅使文章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原文选段三：《公孙丑上·浩然之气》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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