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傍晚，天色阴沉得如同浸透了墨汁的棉絮，细雨初歇，湿冷的气息在空气中凝结成霜雾，在殡仪馆外枯黄的梧桐叶上凝出点点水珠。风从铁皮屋顶的缝隙间钻入，带着金属锈蚀的腥气，在灵堂四角盘旋不去。城郊这座老旧殡仪馆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灰墙斑驳，水泥台阶裂开蛛网般的纹路，门楣上的“慎终追远”四个字早已褪色剥落，唯有檐角挂着的一串白灯笼，在风中轻轻相撞，发出空洞的响声。
灵堂内香火缭绕，混杂着烧纸钱的焦味与檀香的苦涩，在拥挤的人群头顶盘旋如烟云。白绸挽联垂挂在两侧墙壁，被偶尔穿堂而过的风轻轻拂动，露出中央供桌上那张黑白遗像——秦老太太笑容慈和，眼角弯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相框边缘还残留着一点未擦拭干净的灰尘，像是谁匆忙中忘了顾及这些细节。
她走得很突然，脑溢血发作时正在厨房煮粥，倒在灶台前，手里还攥着一把木勺。邻居发现时，锅里的米汤已经熬干，糊底的气味弥漫了一整条走廊。三天来，秦明没合过眼，守在老屋翻箱倒柜，找奶奶留下的旧物、信件、药方，甚至翻出了她年轻时在供销社工作的奖状，泛黄的照片上，那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姑娘正对着镜头笑。
可现在，一切都归于静默。
秦明站在人群后排，后背紧贴着冰凉的水泥墙，仿佛只有这坚硬的支撑才能让他站稳。二十五岁，一米八三的个头，穿着一件洗得领口起毛的黑色冲锋衣，裤脚塞进战术靴中，露出一截结实的脚踝。右耳上那枚旧银耳钉是奶奶留给他的遗物，是他十岁那年她亲手戴上的，说是祖上传下的辟邪之物，如今已被香火熏得泛着哑光，像一块沉默的老铜。
他嘴里叼着一根牙签，嚼得漫不经心，双手插在衣兜里，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里面的联防队工作证——塑料外壳已磨得发毛，边角翘起，卡着一张皱巴巴的临时出入条。那是他今早刚办的，为了能顺利进出殡仪馆处理手续。编外人员，没有编制，工资按月结算，干的是最琐碎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活儿：巡逻小区、登记外来人口、调解邻里纠纷、劝阻占道经营……有时候还要替居民抓跑丢的猫狗。
三年义务兵退伍，一身本事却无处施展。没有背景，也没有门路，托了层层关系才进了社区联防队。他曾以为至少能做点真正有用的事，结果日复一日，不过是维持表面秩序的小角色。他信枪，信证据，信部队教的格斗术，唯独不信亲戚口中那些“送老人最后一程”的繁文缛节。
奶奶的超度法会，他来了，按流程鞠躬、守灵，却始终没有合掌诵经。在他看来，这些身穿道袍的法师念的经、摇的铃，与戏台上的表演并无二致——热闹，却换不回老太太活着时端来的那碗热汤面。那碗面总是卧着一个荷包蛋，葱花撒得均匀，油星浮在汤上，香气扑鼻。她说：“吃饱了才有力气长大。”如今，再没人给他煮那样一碗面了。
灵堂闷得像被扣上了一口大锅，香烛味混着众人的汗味和低低的啜泣声，压得人胸口发慌。空气仿佛凝滞不动，连呼吸都变得沉重。秦明站了近半小时，腿肚子有些发僵，膝盖微微打颤。他努力挺直脊背，不让任何人看出他的不适。
目光扫过前排的亲戚，大多低头抹泪，有人低声抽噎，有人默默捻动佛珠。婶婶们围坐一处，说着“老太太走得安详”“总算不用再受病痛折磨”之类的话，语气中竟有一丝解脱般的轻松。秦明听着，心里却涌起一阵莫名的反感。他们真的懂奶奶吗？知道她每天五点起床给阳台花草浇水的习惯？知道她总把剩菜留到第二天也不舍得倒掉？知道她夜里常因关节炎疼得睡不着，却从不抱怨？
没人注意到他这个站在后排的“异类”。他是家里唯一的孙子，也是唯一一个没按部就班读书上班的年轻人。退伍回来后选择这份不起眼的工作，亲戚们私下都说“可惜了”，觉得他不该把自己困在这般境地。可他们不知道，正是军队教会了他如何面对真实的世界——不是靠眼泪，不是靠仪式，而是靠行动，靠判断，靠冷静。
主持法会的是位紫袍高功，头发花白，脸上沟壑纵横，闭着眼捏着一本黄皮经书，嗓音低沉如从地底传来，一字一句砸在空气里，节奏精准得如同机械钟摆。秦明瞥了他两眼，见他每念完一段，手指便精准翻过一页经书，眼皮都不抬一下，心里不禁冷笑——这活儿干得比他做巡逻登记还熟练，怕是个早已背熟流程的“老演员”。
旁边站着一位三十出头的黄袍法师，手里攥着铜铃，高功念一句，他便有节奏地摇一下，叮铃铃的声音衬得灵堂愈发寂静。秦明的目光在他脸上多停留了几秒，忽然皱眉——这道士的眼神不对劲。不是专注，也不是超度应有的肃穆，而是空落落的，瞳孔涣散，目光像是穿透了人群，落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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